月度归档： 2024 年 5 月

人口负增长是人类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人口发展过程，世界多个发达经济体均经历了这一人口转型过程，之后跨入新的人口与经济发展阶段。近两年我国生育率降低，尽管这一波动与当前我国人口总量相比微乎其微，但也标志着我国出现了人口总量达峰、人口素质仍须提升、少子化老龄化程度加深这三大发展特征，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且复杂的影响。当前，通过教育全面提升人力资本并创造质量型人口红利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因。人才红利在本质上是教育红利，而职业教育红利则是教育红利的关键内容。从数量型人口红利到质量型人口红利“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优化人口结构，拓展人口质量红利，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人的全面发展能力”。我国在教育和健康两个领域的进步，共同提高了人口素质，奠定了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基础。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1年，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规模占比达3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4.4%。另据统计，我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14年。由此可见，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成效显著。与此同时，随着医疗的高水平发展和公民健康意识的日渐增强，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逐年提高。由人口数量的负向变化和人口素质的正向变化所共同构成的人口发展特征，开启了我国人口红利转变的机会窗口，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发展趋势明显。质量型人口红利的本质是教育红利教育因其对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而被认为是保持人口红利延续的关键因素。据统计，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超过2亿，而且逐年增长，这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的更高素质将有效弥补因数量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带来的不利影响，庞大的学术研究型、工程技术型、技术技能型劳动者队伍，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但“低生育、老龄化、高流动”的人口发展态势已经形成，构成了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人口背景。这意味着，一方面，我国要加快完善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建设以提升教育资源配置的总体效能，另一方面，面对未来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所依赖的人才红利，亟须加大教育投入，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过渡。这两方面达成的逻辑起点实则是教育红利。国际著名人口学专家沃尔夫冈·鲁茨明确提出，在人口老龄化时代，人口红利就是一种教育红利，可以有效地抵消老龄化社会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给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著名人口学家原新认为，教育红利从人力资本角度来看，就是人口红利。当前，各国都高度关注教育红利，并探索由此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相应政策。在当前人口红利转型窗口期，再提教育红利，不仅有利于唤起社会对人口与经济匹配关系的理性认知，还有利于明晰人口与经济耦合关系中教育的重要中介作用，并可据此进行实践改革与政策制定。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生成人才红利职业教育红利是一国教育红利的核心，是针对不同年龄段人口施以高质量职业教育和培训所产生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表现为通过技能形成和积累体系，持续培育出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生产力和推动技术创新的间接生产力，这是抵消人口老龄化所导致的经济增长放缓影响的重要因素。事实上，职业教育红利已受到多国重视。一来，各国政府及学者日渐意识到，泛泛地探究人口红利，已经远远不能解决当下的问题，而人才红利则成为当前阐释和深化人口红利的核心。以生成技能型人力资本为主的职业教育，理所应当成为创造新一轮人口红利的重要教育类型。二来，对教育红利的全球性探究使人们不断意识到，只研究普通教育基于提升受教育者学历程度而产生的人口红利，已不足以全面彻底地解释经济增长动因。全球发展实践表明，把对教育红利的关注进一步聚焦于职业教育红利，才能准确把握质量型人口红利产生的根本规律。从人力资本供需关系来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才红利的路径体现为：第一，系统提升劳动参与率并增加就业人口规模。职业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共同搭建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通过关注劳动者职前与职后的技能形成与供给，持续性地服务于劳动者生命周期职业需要。第二，稳步支撑人力资本积累。职业教育的资源配置随着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而不断优化，通过持续提升职业院校办学水平，以自身能力的增量换取人力资本积累的存量，从而回馈经济社会发展。第三，合理驱动劳动者从数量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型，解决劳动力供需关系的错配。开放的产业与职业教育、互动的行业与职业院校、平等的企业与专业，这些为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了条件、动力和载体。第四，有效改善劳动者素质，夯实人口质量基础。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打破了技能与素养间的不平衡，以“德技并修”支撑起劳动者素质的全面发展。第五，逐渐提高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所蕴含的教育公平，有助于扩大接受学历教育的人口比例、延长个体受教育年限、提高新增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素质。第六，回应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需要。职业教育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专业设置与产业布局、层次培养与技能需求间的结构性适配，不断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并优化要素匹配效率。由此，发展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为人口转型期的职业教育红利生成奠定了基础，它通过持续创造质量型人口红利即人才红利，进而有效推进技术创新，成为抵消人口负增长所导致的经济社会发展潜在风险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作者米靖系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教授、职业教育学院院长；薛利晨系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教育报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永恒主题。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是推进职业教育人才供给侧适应产业需求侧的迫切要求，对新形势下全面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扩大就业、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产教融合存在“校热企冷”、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企业参与育人的主体地位缺失、主动性不强，校企合作形式较为松散、合作水平不高，仅凭教育主管部门和职业院校的力量，很难突破制约瓶颈。因此，要从以下三个关键点取得突破，实现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Key point 01# 以校地合作拓展产教融合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指出：职业教育实行政府统筹、分级管理、地方为主、行业指导、校企合作、社会参与。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表明，政府、学校、行业、企业等多主体参与的产教融合已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模式，行业、企业等社会主体应成为职业教育资源重要供给者。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出台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对地方政府、行业组织、各类企业赋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工作提出实施方案，推动遴选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在试点城市及所在省域内打造一批区域特色鲜明的产教融合型行业，打造一批高水平产教融合行业协会，推动行业组织更好融入产教融合改革。校地合作是对校企合作的拓展，是指职业学校与地方政府、行业协会、行业龙头企业等多主体合作共同推进产教融合。地方性是职业学校的鲜明特征，职业学校结合城市及产业特色，探索差别化的发展路径，紧密对接地方产业是职业学校专业布局的首要方向。首先，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完善政府主导、多方参与、民主协商的产教融合协同推进机制，形成政府引导多元投入的产教融合经费保障机制，进一步明晰企业的育人责任与权益，调动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主动性、积极性，推动行业、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逐步解决产教融合推进过程中“校热企冷”、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两张皮”等问题，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产业结构相匹配的职业教育区域布局。其次，发挥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行业协会集聚行业内的龙头企业、专精特新等企业，代表一个地方产业的最高发展水平，是推动产教融合的协调者。职业学校通过与行业协会的合作，能够紧密对接产业，把握地方产业发展前沿趋势，密切与行业骨干企业的交流与合作，寻找潜在的合作伙伴。再次，发挥企业育人的主体作用。职业学校通过校企合作向企业争取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资源，及时把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引入教育教学实践，能够切实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和适应性。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目标是生存、发展、逐利及利益最大化，职业学校的目标是公益性的育人，受限于企业与学校的利益诉求不匹配，双方难以进行实质性深度融合，校企“双主体”办学的愿景难以落实。为此，央企、地方国企要带头履行育人职责，主动接收学生实习实训，按企业岗位总量设立一定比例的职业学校学生学徒岗位，主动推进校企协同育人，从而带动实力行业龙头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等民营企业深度参与产教融合工作。Key point 02# 以平台建设构建产教融合载体 #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推进中，平台载体建设方面已经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尝试与探索，从松散型的委托培养、订单培养、现代学徒制试点，到实体化的校中厂、厂中校、企业学院、产业学院、职业教育集团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以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重点任务的通知》提出，打造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市域产教联合体，以行业龙头企业为主导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政、行、企、校共同参与的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等平台。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演进过程来看，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平台从松散合作到实体化运作是未来的发展趋势。通过平台的实体化运作，集聚资金、技术、人才、政策等要素，构建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协同发展机制，有效推动各类主体深度参与职业学校专业设置、人才培养规格定位、课程教学资源开发、师资队伍共建、实践技能培养、学业考核评价等工作，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产教融合平台实体化运行后，对于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具有重要作用。职业学校可以针对新业态、新职业、新岗位开展技术技能培训，为行业提供稳定的人力资源。职业学校与合作企业开展协同研发创新平台，在产业重点领域进行技术改造、工艺改进、产品升级等合作，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增强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智力贡献。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平台实体化运行最大的障碍是产权归属问题，导致多元参与的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办学改革试点难以落地。我国绝大部分职业学校是公办学校，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拨款，校企合作的企业以民营企业为主，如果实施混合所有制办学，职业学校担心国有资产流失，企业担心社会资本进入公办教育体系后无法得到应有回报。针对产教融合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要从国家层面出台促进办法和条例，形成指导性政策文件，地方政府可以出台符合本地实际的落实混合所有制办学改革试点的实施细则及运行模式，明确参与各方的责任和权利，允许企业以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益。健全激励扶持机制，对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实施“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Key point 03# 以数字化赋能提升产教融合成效 #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数字经济背景下，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促进了信息的互联互通，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数字化转型从内部需求和外部环境来讲都是势在必行。数字化对于优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资源供给、促进产教融合多主体协同发展、提升职业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产业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建设地方产教融合信息服务平台，提升产教融合资源适配率，可以有效解决产教供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信息服务平台涵盖产教合作项目需求、产业企业发展、政策文件等内容，定期发布区域、产业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动态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项目、技术服务供给与需求、学校资源等各类信息。通过平台推介产教融合型企业、示范性产业学院、产教融合典型案例等。面向教育主管部门、产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地方高职院校、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产教融合参与主体，提供精准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信息发布、检索、推送等服务，使产教融合参与主体由以往的线下交流为主，逐步过渡到线上线下相结合，有效解决企业与学校之间的协同效率低、沟通成本高等问题。职业学校要推进产教融合信息管理平台的建设，以数字化手段推动学校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发展。建设集校企合作管理、社会服务、评价考核与决策支持功能于一体的产教融合信息管理平台，实现产教融合管理流程标准化、信息共享化、成效可视化、评价科学化，构建产教融合的质量监控体系，实现产教融合多维度、全生命周期的自我监督与评价改进。信息管理平台提供学校、二级学院、专业、企业等维度的数据集成与分析，重点从专业的维度考核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效果，以此作为学校专业优化调整的依据，推动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同频，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同向，形成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专业体系，做到“学科跟着产业走、专业围着需求转”，提高职业院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作者系苏州市职业大学副校长）

来源：中国教育报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决策部署，抢抓就业工作冲刺关键期，教育部部署各地各高校于5月至8月开展2024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百日冲刺”行动以“千方百计拓岗位 提速增效促就业”为主题，通过开展“就业促进周”等六大行动，精准拓展就业岗位，持续优化指导服务，引导帮助有就业意愿但尚未落实就业去向的毕业生积极求职，全力促进2024届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一是开展“就业促进周”聚力行动。各地各高校集中组织大规模校园招聘、政策宣传、访企拓岗、供需对接、重点帮扶、征兵动员、成果宣介等主题活动，加快推动2024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进程。二是开展“访企拓岗”提质行动。持续深入开展“高校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有针对性地拓展市场性就业岗位。高校领导班子立足毕业生求职需求，组织形式多样的校企供需对接活动，想方设法为毕业生开拓就业新空间。二级院系领导班子结合学科专业特点，足质足量开拓专业相关性强、人岗匹配度高的就业岗位。各地结合高校学科专业布局和企业用人需求，按区域、按行业组团访企拓岗。加强新开拓岗位的归集整理和精准推送，按生、按岗建立信息库，持续跟踪调查招聘达成度，提升岗位利用率。三是开展校园招聘增效行动。依托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集中开展“24365校园招聘服务”系列专场招聘，持续加强就业岗位的互联共享和精准推送，举办“全国中小企业网上百日招聘高校毕业生”“民营企业招聘月”等招聘活动。各地举办区域性、行业性、联盟性线上线下专场招聘活动。各高校持续开展“万企进校园”活动，加大对中小企业进校招聘的开放力度，为用人单位和毕业生提供直播带岗、网上宣讲、远程面试及就业信息个性化订阅等服务，提升校园招聘实效。四是开展公共部门招录加速行动。各地加快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岗位招录（聘）进程，各高校抓紧推进专升本、第二学士学位等升学考试。组织实施第五季“国聘行动”，加大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力度。集中宣传“特岗计划”“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积极开拓基层就业岗位，健全支持激励体系。加大征兵宣传和军队文职人员政策宣介，健全支持激励体系，配合做好兵员征集工作。五是开展就业指导服务优化行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播出系列“互联网+就业指导”公益直播课。各地各高校组织开展就业育人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形势政策讲座、党团组织活动、带生访企等形式，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就业观。畅通毕业生沟通反馈渠道，密切关注毕业生就业进展和求职诉求。加强就业安全教育，帮助毕业生防范“黑中介”“招聘付费”等就业陷阱，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严厉打击招聘欺诈、恶意解约、“培训贷”等违规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毕业生权益。六是开展重点群体帮扶护航行动。各地各高校持续完善就业帮扶工作机制，对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就业困难毕业生按照“一人一档”“一人一策”建立帮扶工作台账，做好精准有效帮扶，动态跟踪求职进展。特别关注有就业意愿但尚未落实就业去向的重点群体毕业生，“一对一”精准推送3个以上岗位。认真组织实施宏志助航计划，优先保证2024届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体高校毕业生“应培尽培”，切实提高参训学生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

来源：教育部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含技工教育）呈现两种证书制度并存的格局，即教育部于2019年开始推行的1+X证书制度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1989年开始推行的“双证书”制度。2024年是1+X证书制度实施的第5个年头，也是“双证书”制度实施的第35个年头，两项制度都处于重要的发展节点。比较和研判两种证书制度运行状况，对于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PART.01

两种证书制度实施简况（一）1+X证书制度实施简况1+X证书的“1”指职业院校的学历证书，“X”指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1+X证书是“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别称。最早提出该制度的是2018年9月教育部《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2473号提案答复的函》：“下一步，教育部将继续按照《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要求，探索建立‘1+X’（学历证书加若干专业能力证书）的证书体系。”于是，2019年1月，国务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要求“从2019年开始，在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启动‘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工作”，“鼓励职业院校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积极取得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2019年4月，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案》明确提出：“试点院校以高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不含技工学校）为主，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学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及国家开放大学等积极参与。”这标志着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正式启动，2019年被视为1+X证书制度实施元年。2019年以来，“教育部已分4批遴选了300个1+X培训评价组织，开发了447个X证书，累计100多万人参加培训，71.55万人参加考证，通过率71.91%”。在此期间，教育部等有关部门还出台了系列支撑政策，如：2019年4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监督管理办法（试行）》明确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培训评价组织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监督管理过程中的职责分工以及“三同两别”的管理原则；2019年11月《关于推进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对实施1+X证书制度的协同机制、师资培训、考核颁证、财政支持、监督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规范。这些政策文件对1+X证书制度实施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双证书”制度实施简况“双证书”是职业学校（含职业院校和技工院校）的毕业（学历）证书和技能等级证书两种证书制度的简称。国家要求职业学校学生除获得毕业（学历）证书外，必须取得与所学专业相应的职业技能证书。“双证书”制度由技工学校率先推行。1989年，劳动部《关于技工学校深化改革的意见》要求：“技工学校毕业生在取得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的同时，要按部颁技术等级标准的要求进行严格的技术等级考试。经过‘应知’、‘应会’的考试，确定其技术等级，并由劳动行政部门颁发技术等级合格证书，作为毕业分配和确定工资待遇主要依据。”因此，1989年被视为“双证书”制度实施元年。1990年8月，国家教委下发《关于转发〈青岛市发展职教的三项措施〉的通知》，向全国职教系统推荐青岛市在烹饪、汽车修理、服装三个专业职业高中毕业生中实行技术等级考核的做法。考核合格者由青岛市劳动局发给相应等级的《工人技术等级证书》，证书是证明毕业生技术水平和确定工资待遇的重要依据。此为教育部分管的职业院校实行“双证书”制度的起始年。之后，教育部在下属职业院校陆续推行“双证书”制度。1993年11月14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进一步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部分中，明确提出“实行学历文凭和职业资格两种证书制度”。此后，“双证书”制度在各个领域得到全面推广。1995年10月，国家教委发布《关于推动职业大学改革与建设的几点意见》，要求全国职业院校“采取积极措施逐步实行毕业文凭和技术等级证书或岗位资格证书并重的制度”。1996年5月1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八条明确规定：“实施职业教育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同国家制定的职业分类和职业等级标准相适应，实行学历证书、培训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这里的“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被简称为“双证书”。至此，“双证书”制度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的法定要求。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要“在全社会实行学业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并重的制度”。2004年，教育部《关于印发2004年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要点的通知》特别强调，要“积极推动职业学校实行‘双证书’制度，指导并帮助学生在取得学历证书的同时，获取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行业企业认可的具有相当社会知名度有关技能证书”。综上所述可知：第一，1+X证书制度实施时间短，仅5年；“双证书”制度实施时间长，达35年。第二，实行“双证书”制度既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的有力举措，也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依法行动。第三，迄今为止，1+X证书制度仅在教育部门分管的职业院校范围内执行，而“双证书”制度曾在职业院校和技工院校两个领域执行。
PART.02

两种证书制度异同表现和特点比较在考察两种证书制度实施简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二者的异同，比较二者的特点，有利于深入把握两种证书制度的发展前景。（一）两种证书制度的异同表现两种证书制度的相似点主要有两个：从构成要素看，1+X证书的“X证书”和“双证书”的第二个证书都指职业（资格）技能证书；从两种证书制度的支撑点看，二者都立足于学生实践技能水平提升。两种证书制度的不同点主要有七个：一是学历获得不同。1+X证书的“1”指学历证书，而“双证书”的第一个证书指学业证书。学业证书是学历证书的上位概念，包括学历证书和非学历证书。技工院校不能给高级技工班、（预备）技师班两个层次的毕业生颁发大专、本科的学历证书，只能颁发证明其“学业完成可以毕业”的非学历的学业证书。二是技能要求不同。“双证书”制度对学生技能证书的要求是“必须”，1+X证书制度对学生技能证书的要求是“鼓励”。三是技能等级分类不同。执行1+X证书制度学生所考的职业技能等级分初、中、高三级，执行“双证书”制度学生所考的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中级技工、高级技工、（预备）技师三级。四是证书设置权限不同。教育部门与人社部门都可以开发和颁发职业技能等级类的证书，但职业资格类证书的开发和颁发只能由人社部门单独实施。五是监管机制不同。1+X证书制度中，学历证书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均由教育部门监督管理；“双证书”制度中，学历证书由教育部门监督管理，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由人社部门监督管理。六是证书制度运行主体不同。1+X证书仅限在教育部门分管的职业院校范围内运行，运行主体清晰；而“双证书”制度于1990至2018年在教育部门分管的职业院校与人社部门分管的技工院校推行，2019年至今只有技工院校推行“双证书”制度，运行主体较为复杂。七是职业技能考核主体不同。1+X证书制度的X证书由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负责考核与发证；“双证书”制度的职业资格证书由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站）负责考核与发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由人社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站）或企业、相关机构负责考核与发证。（二）两种证书制度的特点比较1+X证书制度的特点是“强制性+自愿性”。强制性指“1”，即一本学历证书。国家规定学生必须完成学业（客观上完不成的另有办法处理），获得学历证书。自愿性指“X证书”，即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2019年1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要求“从2019年开始，在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启动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工作”。2019年2月19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针对启动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相关领导明确：“学生自主选择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与考核，不作为毕业的限制条件。”2019年4月，《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案》进一步明确“院校和学生自主选择X证书”，即X证书属于非强制性业务，是否考证由学生自主选择。2019年11月，《关于推进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参加培训或考核的”试点院校，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取消参与试点资格，即学生自愿选择是否报考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政府、学校不能强制或变相强制。概言之，1+X证书中的学历证书是“规定动作”，而X证书则是“自选动作”。“双证书”制度的特点是“强制性+强制性”，即无论是学业证书还是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都有强制性要求。1989年，劳动部《关于技工学校深化改革的意见》规定“技工院校毕业生在取得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的同时，要按部颁技术等级标准的要求进行严格的技术等级考试，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毕业”，说明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学生毕业的必要条件。2012年1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发的《技工学校设置标准》（试行）进一步规定：“技工学校学生实行学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2021年11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的《技工教育“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明确：“在技工院校全面推行职业技能评价，支持帮助学生获取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全面推行”的规定体现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全国技工院校技能评价和发放技能证书工作上的强制性和覆盖面要求。概言之，技工院校的毕业证书和技能证书都是规定动作，没有自选空间。分析1+X证书与“双证书”两种制度的不同特点，意义重大。第一，1+X证书制度下学生是否报考职业技能证书以及想考得几本技能证书都是自愿的，“双证书”制度下学生考得一本职业技能证书是强制性的。自愿性要求必然导致证书制度执行效果的打折，强制性要求则符合职业教育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应有内容。职业教育规律告诉人们，只有通过制度规定要求学生学好技能，取得相应证书，成为合格的技能人才，才能体现职业学校应有的社会贡献度。第二，由于强调自愿性，在1+X证书制度中，技能证书地位低于学历证书；而在“双证书”制度中，技能证书地位高于毕业证书。“技能”就是“技术能力”的简称，也是职业教育区别于其他类型教育的重要特性。技能证书地位低于学历证书，意味着职业教育重要特性的淡化。
PART.03

两种证书制度发展趋势简析比较和分析两种证书制度的异同表现和不同特点之后，以问题为导向，以实事求是为基本原则，再进一步分析并判定两种证书制度发展趋势，对我国职业教育坚持正确办学方向、促进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一）从法律法规角度看两种证书制度的发展趋势这里的“法律法规”既包含国家层面的职业教育法律，如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也包括地方层面的职业教育法规，如《广东省职业教育条例》《天津职业教育条例》。2022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职业教育法》规定职业教育要“实行学历证书及其他学业证书、培训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其中与两种证书制度有关的内容是学历证书、学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由于学业证书是学历证书的上位概念，学业证书可以包含学历证书；由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虽然分属准入类和水平评价类两类证书制度，但都属于职业技能水平等级认定业务，我们可将之视为一类技能证书制度内部的两种技能业务考核。为此，新《职业教育法》关于证书制度的规定就是学业证书与技能证书两种证书制度，可简称为“双证书”制度，该制度没有“X”或“若干”的含义。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地方性法规《天津市职业教育条例》规定：“本市建立健全教育资历框架，拓宽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成长通道，具体实行下列制度：（一）学历证书、其他学业证书、培训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二）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课程互认、学习成果等值互换制度；（三）学分银行制度。”这里的学历证书、学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也可简称为“双证书”制度，也没有“X”或“若干”的含义。综上所述，我国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的职业教育法律法规中，均没有“X”或“若干”的要求。（二）从政府政策文件角度看两种证书制度的发展趋势国家层面，“双证书”制度被“强化”，而1+X证书制度被“弱化”。我国于2013年开始，针对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实施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改革，“砍掉”了434项职业资格，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分管的技工院校“双证书”制度执行工作也受到影响，相当部分专业因职业资格证书取消而停止考核。2016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的《技工教育“十三五”规划》又明确要求“根据职业资格目录清单和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总体部署，研究制定技工院校毕业生参加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考核评价的办法，完善‘双证书’制度”。由此，技工院校“双证书”制度在完善中得到继续推行。2019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出台的《关于改革完善技能人才评价制度的意见》不仅支持技工院校实行“双证书”制度，而且放开考核评价环节，由学校自主开展：“用人单位、技工院校坚持就业导向，自主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或委托社会培训评价组织进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2021年11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发的《技工教育“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明确：“在技工院校全面推行职业技能评价，支持帮助学生获取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此同时，2019年首次提出的1+X证书制度，从2021年开始几乎不再出现在国家层面的文件中。如，2021年10月中办、国办《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2022年12月中办、国办《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2023年7月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重点任务的通知》都未提到1+X证书制度。地方层面，1+X证书制度被淡化，“双证书”制度被强化。2021年，云南省人社厅、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深化技工院校改革大力发展技工教育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实施双证书计划”，要求完善“学历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2023年10月，浙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推行“学历证书+职业技能证书”制度。从地方政策层面来看，云南、浙江两省都既不提“X”，也不提“自愿选择”，只要求推行“学历证书+职业技能证书”制度，本质上就是“双证书”制度。这可被视为地方政府对1+X证书、“双证书”两种证书制度的意见，说明省级政府部门改革1+X证书制度的意愿和强化“双证书”制度的态度都很坚决，还说明1+X证书制度在渐渐消失。（三）从具体实践情况看两种证书制度的发展趋势1.中职教育实践情况以山东省莱西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为例，它创建于1982年，是首批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也是山东省规范化中等职业学校。办学40年来，学校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共获得2金11银7铜的优异成绩，并实现了莱西市国赛金牌和奖牌两个“零”的突破。作为优秀中职学校的代表，其《2023—2024学年工作计划》没有出现1+X证书，只要求“多措并举，确保双证通过率达到95%以上”。这里的“双证”是指“双证书”，不是1+X证书。2.高职教育实践情况政府方面，一是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缺少发言权与决策权，对于X证书难以管理到位；二是对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的遴选和管理缺乏经验，导致不少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运行失控；三是配套资金支持缺乏长期规划，取证费用支出渠道不明确，资金下拨不及时。培训评价组织方面，主要问题表现为开发的X证书标准先进性和权威性不足，体现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和新要求不够，行业企业认可度不高。学生方面，已有研究调查某高职院校的某专业学生，发现学生对1+X证书制度了解渠道情况为“46.84%手机客户端、39.24%多媒体网络、10.13%课堂和教师、3.79%其他渠道”。其中，“10.13%课堂和教师”这个数据既说明高职院校对1+X证书制度的态度，也表明1+X证书制度还没有被大多数高职学生所了解。针对山东某高职院校79名工程造价专业学生的调查显示，“大一、大二和大三分别有7.59%、18.98%、35.44%认可‘1+X’证书制度”，可知学生对1+X证书制度的认可度相当低。企业态度方面，已有研究表明，“从当前实际情况看，用人单位对X证书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兴趣和热情，更没有实质性的激励举措。”3.应用型本科院校实践情况相关文件规定应用型本科高校也要执行1+X证书制度，但因其“办学定位与办学目标与高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不尽相同，人才培养目标与高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也不尽相同”，应用型本科高校开展1+X证书工作存在“动力不足、盲目申报、经费缺少、运转不畅”等问题。4.区域院校实践情况2023年3月至10月，笔者参加某省会城市职业教育赋能产业发展的调研活动。在一次有教育局、发展改革委、人社局等部门参加的座谈会上，当某局领导被问到1+X证书制度执行情况时，回答是：“现在覆盖的专业是在一部分专业，比如家政服务类。”山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归纳了山东省特定区域职业院校实施1+X证书制度的困境：“面对证书时，不知怎么选；面对标准时，不知怎么融；面对教学时，不知如何教；面对费用时，不知如何出”，简称“四个不知”。通过对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具体实践三个方面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趋向性印象：1+X证书制度的“强制性+自愿性”特点导致重学历、轻技能效应，难以摆脱“学与用”脱节问题，生命力有限，式微趋势明显；引导1+X证书制度回归具有韧性的“双证书”制度轨道，全国所有职业学校实行统一的“双证书”制度，应成为我国职业教育两类证书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PART.04

1+X证书制度式微原因分析明确了1+X证书制度的式微趋势后，需要分析其式微原因，以进一步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整体看，1+X证书制度式微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个方面。（一）制度设计存在缺陷一是未能处理好“1”与“X”之间的特殊关系。“1”的内容主要是职业教育，“X”的内容主要是技能教育。技能教育属于职业教育，又与职业教育有一定区别。我国现阶段的职业教育与技能教育实行两种不同的办学模式：职业教育实行以学历为特征，培养学历人才的办学模式；技能教育实行以技能为特征，培养技能人才的办学模式。1+X实质上是职业教育与技能教育的融合，因二者的培养目标之间尚未建立起对应关系，难以实现统筹安排，导致融合难度极大。二是错估了技能学习的难度。表面看，X证书制度是鼓励学生多获得几种技能。实际上，职业学校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习得必须与当地行业企业需求对接，需要满足课程、课时、师资、设备、工位、反复训练等诸多条件。依照技能习得规律，学生学会一项与当地行业企业需求对接的技术，并考取一种与之对应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共需要几年时间。X证书制度的设计未能顾及职业院校是否满足落实该制度所需条件，使得院校、教师、学生面临“四个不知”的困境。三是鼓励性和自愿性的设计造成落实乏力。1+X证书制度的特点是鼓励学生自愿参与，没有强制性规定，鼓励加自愿意味着随意性外溢，制度实施容易失范。且技能证书的卑微地位导向明显，必然影响制度实施质量。四是没能厘清1+X证书制度与“双证书”制度之间的关系。1+X证书制度的基础是“双证书”制度，实质是“双证书”制度的部分增量——模糊数字的增加。表面上，“X”“若干”在数量上的要求比“双证书”多，实际上，数量增加的效果远不如真正落实“双证书”制度。（二）培训评价机构缺少监督管理虽然相关文件强调“培训评价组织要坚持公益性原则，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依法依规制订有关培训方案及收费标准，并提前公示公告，接受各方监督，试点院校结合实际自愿参加”，但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属营利性机构，无序运行的结果必然是活动被营利性动机大面积侵蚀，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含金量被大幅度稀释。营利性意识的膨胀必然导致技能培训和技能评价水分过多，证书含金量偏低。实践中，不少评价组织与培训机构串通，开展简化培训+简单评价的“巧妙”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不正常的培训与评价的“一条龙”服务，为学生“轻而易举”取得X证书创造了过于宽松的环境，使得X证书多数形同废纸。（三）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缺位长期以来，教育行政部门主要对所属区域进行教育事业的领导和管理，既没有管理职业技能评价的法定职能，也没有具体分管职业技能评价事务，缺乏职业技能标准开发、评价和管理经验，必然出现指导不到位、管理不到位、制度运行困难的局面。总之，以上原因造成了三个不利结果：一是学校不知何为。多数试点院校对学历教育驾轻就熟，但对X技能证书试点缺乏经验，积极性不高，加上师资力量不配套、培训和评价场地不足、经费投入欠缺以及对学生参与技能学习和技能评价事务引导失当等原因，不少院校的1+X证书制度管理散乱，效果不佳。二是学生不感兴趣。对江苏省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学生1+X证书制度接纳态度的调查显示，“一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分别有18.23%、27.78%、35.56%认可1+X证书制度，大部分学生比较认可人社部门的职业资格证书，从调查结果看，学生对1+X证书制度认知程度比较低”。实践中，多数学生在获得多本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发现没有提升实际应用能力和没能有利于就业，从而感到失望。这种失望通过多种方式向外扩散，影响其他学生。三是企业不予认可。由于上述多种原因的综合作用，1+X证书的实际运行效应与企业所需能力要求的适应性不足，没有得到多数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认可，实践中常见到毕业生求职者的X证书被企业招聘人员扔进废纸篓的情况。1+X证书制度设计的初衷是解决职业教育人才供给与产业技术技能人才需求脱节问题，建立职业教育评价体系和国家资历框架，但由于上述原因大面积“遇冷”，运行困难，制度式微趋势明显。
PART.05

我国职业教育证书制度改革发展建议整合是将两个以上异质事物、现象或主体联结组合，使之形成合目的的价值整体的归并融合的过程,是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灵魂和核心。综合上述相关方面的考察，可以从国家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和国家资历框架构建角度出发，结合职业教育整合理论，提出整合性建议，以期引发更大范围的讨论，促进我国职业教育证书制度不断完善。一是推动制度整合。建议有关部门组织相关人员，分组在全国职业院校和技工院校开展全面而深入的调研，掌握两种证书制度实际实施情况。如通过调查确认1+X证书制度式微趋势，建议借鉴浙江省做法，调整甚至停止实施1+X证书制度，改为推行学业证书+职业技能证书制度，全国职业院校和技工院校均恢复实行“双证书”制度。二是推动管理整合。鉴于技能评价业务的特殊性和迄今为止全国技能评价工作出现的不正常状况，建议相关部门加大协调力度，结合实际出台政策，明确全国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工作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统一管理，避免出现“九龙治水”的局面。三是推动评价整合。建议改革技能评价运行模式，全国只保留两种模式：一是用人单位自评模式，即生产性、服务性用人单位负责本单位技能劳动者的技能水平评价，经政府主管部门备案的用人单位可面向社会开展技能评价业务。二是政府技能鉴定部门评价模式，即调整我国现有技能评价机构性质，明确各级各类技能评价机构为公益性组织，统一实施公益性管理，将尚未改制到位的各级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全部改制为财政全额拨款单位，并按年度预算拨给技能评价成本经费。在此基础上，由各级职业技能鉴定机构统一负责包括在校学生在内的所有劳动者的技能评价业务，确保技能评价公益性属性落地。原文约10000字，为控制篇幅，本文略有缩减。引用格式：黄景容,廖小磊.职业教育两种证书制度比较分析与改革建议 。
来源：江苏高职教育

教育部最近公布了两批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名单，共有33所高校，其中校名带着“职业”二字的便有16所。“中职——高职专科——高职本科”纵向贯通的学校职业教育体系正在加速确立，职业院校迎来了蓬勃生长的发展机遇。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职业技术教育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支持。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当下，社会各方对职业教育“新”和“实”的期盼越来越高。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关键是要培养出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的产业技术工人，从而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推动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大飞机、大邮轮等大国重器的加速问世，凝聚着大量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心血，也呼唤着更多“新鲜血液”融入其中。充满朝气的职业教育更能有效发掘人口潜力，为更多人提供亲手创造美好生活的机会。职业院校获批新校名实现升本，意味着全新的办学起点。职教本科，不应成为普通本科的简单复制；职教本科院校，也不应成为“专升本”考试的培训场所。学制年限的延长，要与更新的办学理念、更新的培养方案、更新的办学条件相匹配。如此才能有助于聚焦培养高技能人才的核心任务。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多的新业态新职业来支撑。产业发展到哪里，职业教育就支撑到哪里。未来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应进一步契合国民经济发展、产业迭代升级的脉搏，同时让更多在一线崭露头角的大国工匠走入学校选能育才，让热爱与专注的工匠精神成为校园文化的一部分。以人为本、技能报国，狠抓“新”和“实”，职业教育势必大有可为。

来源：新华网

即便是高于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146分，家长还是把孩子送到阜阳职业技术学校就读；中职毕业后，高温婷一路深造，目前已是在读博士生；初中成绩一直倒数的江苏寒，如今获得了国家中职生奖学金并免试上本科；从中职到本科毕业，王杰一直是各大企业争相抢夺的人才，如今是上市公司焊接工程师，薪资是其同学的两倍……当记者将这些案例分享给几位初中生家长时，他们无一例外表示疑惑：中职生不都是成绩不好的“淘汰品”吗？他们不是只能做基础的工作吗？他们的薪水应该很低啊……中考过后人生第一次“分拣”，是上普高还是中职学校？职普分流的恐惧往往来自社会对中职教育的误解和偏见。

“如果大家都去考公、当医生、做警察那种很体面的工作。谁来帮懒惰的我送早餐，谁来开咖啡厅让我拍照，谁来在工厂里做手机、做衣服，就算这份工作在父母、社会大众眼里不值一提，但正是他们的存在让人获得很大的幸福”。今年初，一位中职学生把这段话发到了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网友两极化评论。有人对此观点表示赞同，也有人觉得社会发展必然需要各种精英。“我从来不觉得孩子没价值，但从来不主动说孩子上的是中职。”家住合肥市的王女士最害怕亲戚朋友问女儿在哪儿上高中，“就觉得很没有面子，也很担心她以后找不到好工作。”“他们宁愿去奶茶店一个月挣两千元，也不愿意到工厂一个月挣八千元”。泗县一纺织厂负责人告诉记者，很多高校毕业生不愿意去到一线生产线工作，但凭借着他们自身在大学所学的知识技能又不能满足科研工作的要求，高质量的职业院校毕业生是很适合的人才，可很多父母包括他们自己都不能接受去做一线工人，社会观念问题直接导致了“技能错配”，这与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用工需求完全不匹配。2021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是我国未来一个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明确到2025年我国职业教育将实现格局优化、办学条件大幅改善、职业教育吸引力和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高，到2035年我国将实现从“学历型社会”向“技能型社会”转变。

“学生还没毕业人就被企业‘预定’了，在订单班的学生完全不需要发愁找工作”。张建峰中职毕业后就被留在了母校任教，“学校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教师，但他们实操能力确实不如我，我主要就是带着学生参加比赛”。“大家对焊接的印象还停留在街边焊门窗，其实现在的焊接接近自动化，也很专业，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焊接技巧与要求。”王杰介绍道，“因为有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焊接第一名的成绩，所以我就业时有很大优势。”《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2012~2022年）》提及，近10年来，职业教育累计为各行各业培养输送6100万名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校毕业生。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12年至2022年的10年里，职业教育淘汰落后专业108种，升级和补充专业1007种，更新幅度超过70%，将人才培养结构调整与需求结构变迁动态地对接。以阜阳职业技术学校为例，学校为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地方企业，对开设的专业进行优化调整，停办了与现代经济发展趋势不相符合的专业，增设建筑施工、食品工艺、电子商务、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物联网技术应用、智能制造类等相关专业，服务地方产业发展。职业学校毕业生已成为支撑中小企业集聚发展、产业迈向中高端的重要力量，而提升学生就业能力的关键是技能培训。因此，职业院校与企业联合办学、开展订单式培养、开设学徒制班等渐成常态。 

过去老百姓不愿意学习职业教育，认为职业教育“绝了后路了”。“为什么孩子的分数够上高中，家长还是要送到中职学校？”“很多只过普高线二三十分的孩子很可能是考不上本科的。”451名学生参加对口升学考试，288名学生分别被安庆师范大学、合肥师范学院、淮南师范学院、铜陵学院等本科院校录取，录取率63.8%，王旭以此为例说道，“不是‘学困生’到了中职就爱学习了，而是一方面学生的升学有更多的途径，另一方面学校有针对性地进行‘养成教育’，”经过多年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现已形成多样化的升学渠道，包含对口单独招生考试、中职高职“3+2”或“3+3”、五年一贯制、中职本科“3+4”、职教高考、拔尖技能人才免试升学等。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意见》的发布，进一步打破了中职生的升学天花板，中职生不再只能升入专科学校，优秀拔尖的学生更是可以直接被录取到本科院校。“从本科生到研究生，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比那些普高生差，很多比赛和活动，我都是出类拔萃的。”高温婷说，“就读职业学校并不意味着‘将就’，也有可能是‘成就’。”对话中职生

江苏寒：进入职高才找人物档案：安徽金寨技师学院2021级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获得2022~2023学年度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养老照护赛项二等奖，将免试就读本科院校。初中三年成绩一直全班倒数，座位永远在最后一排，而今成为多家媒体报道的主角，在江苏寒看来，就是进入职高才找回了自己：“到中职后大家成绩都差不多，既然都是同一起跑线，那我努努力还是能闪光的，没有那么自卑了。”当班长开班会，报名各种社团，打篮球，当图书馆管理员……和每天沉浸在“题海大战”中的普高学生不同，江苏寒的生活更加多样化，也有了更多方式探索自己的兴趣和可能性。“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我看了不少书，各种类型，是那种没有功利性的看书，才发现原来自己是喜欢看书的，看自己喜欢的书。”江苏寒说。去养老院观摩学习，参加敬老爱老活动，从早到晚在实训室里训练，江苏寒觉得特别有动力：“不仅仅因为拿了奖可以免试升学，还因为接触了社会接触了老人，知道自己能为社会做什么，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有什么社会价值，这是以前完全不会去思考的问题。”拿到国赛二等奖后，江苏寒依然处于备赛状态，已报名今年的比赛。她说，从未停止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张建峰：中职生也要对自己有期待

人物档案：合肥理工学校2018届毕业生，获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汽车运用与维修”比赛车身修复(钣金)赛项个人一等奖，毕业后留校任教。“普通教育看高考，职业教育看大赛”。在张建峰看来，当年似乎就是学校的这则标语点醒了自己：“刚入学时就是‘破罐子破摔’的状态，整天游手好闲，觉得学不学习无所谓，毕业了去打工就是了。看到标语，觉得自己好像还可以有另一种可能。”有了目标后，班级、宿舍、实训室三点一线，从早上7时到晚上12时，持续一年。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的张建峰，在拿下国赛一等奖后，终于剥去了“差生”的标签，“他们很震惊，对我的看法都变了，有一种可以抬得起头的感觉了。”张建峰说。成为教师后，张建峰会跟每一届的学生讲当年自己的经历，因为他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够帮助学生尽快地调整心态，激发动力。“现在社会上对中职生的偏见没那么重了，但还是不能正确看待，这对学生是有影响的。除了教会他们技能外，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对前途有憧憬，对自己有期待，对未来有憧憬。”张建峰说。从2020年开始带实训课以来，他多次带领学生获得省市技能大赛奖项，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一、二等奖，并获得全国优秀指导教师奖。已毕业的学生中有的创业，有的成为企业首席技师，还有的继续深造。在他看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生在社会中有所担当，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才会逐渐被纠正。

高温婷：希望中职生的努力被更多人看见

人物档案：灵璧高级职业技术学校2013届毕业生，现为韩国仁荷大学生命科学博士生韩国时间晚上9时，高温婷在实验室接通了记者的电话。“这么晚还在做试验呢？”“这不算晚啊，我的常态是做到后半夜。”因家庭经济困难，九年级辍学，在浙江省打工一年后，带着积蓄回到老家就读于灵璧高级职业技术学校农艺建筑系。“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这个专业有补助，能减轻家里经济负担。”高温婷回忆道，“其实中职院校和其他中学一样，有人认真学，也有人无所事事，只要自己想学，一样可以考高分。”2013年，她以对口高考707分的成绩考入皖西学院，随后在河南工业大学完成硕士学业，又进入韩国仁荷大学继续深造。曾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回到灵璧高级职业技术学校做演讲，学弟学妹们充满了崇拜的目光，高温婷说：“我还想做到更好，让更多的中职生有动力，也希望中职生的努力被更多的人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