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戴老师

本文来源：金羊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新快报讯 记者黄婷报道 记者12月14日获悉,近日广东省教育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的通知》(下称《通知》),规范中职新生学籍管理。根据《通知》,中等职业学校新生实行春、秋两季注册,春季学籍电子注册截止时间为4月20日(限非应届初中毕业生),秋季学籍电子注册截止时间为10月20日,规定从2018年1月1日起执行。

对于中等职业学校之间或中等职业学校和技工学校之间,联合举办中等职业学历教育招收的学生,《通知》规定学籍管理应坚持“人籍一致”和“籍随人走”原则,须在当前就读学校注册学籍,不得在非就读学校“空挂”学籍,不得同时在两所学校重复注册学籍。学生毕业证书应由学生毕业学年学籍所在学校发放。初中起点学生在毕业证书发放学校学习的时间不得少于1.5学年(含顶岗实习)。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农村教育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次发布会综合利用国家统计数据和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在全国１２个省份的调研数据，形成了《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２０１７》。下面，我准备从三个方面报告我们的研究成果。

一、现状与成就

（一）学前教育持续发展，超前完成多项国家政策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持续发力，农村学前教育事业取得重大进展。

１．学前三年毛入园率继续增长，乡村幼儿园数量有所增加

“入园难”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２０１６年幼儿在园人数达４４１３．９万人，比２０１５年增长１４９万人；我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７７．４％，比２０１５年增长２．４％，超过《规划纲要》提出的２０２０年达到７０％的发展目标，超过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提出的２０１６年达到７５％的发展目标。

从城乡分布看，２０１６年，城区幼儿园数量为７４２６２所、镇区８１６６６所、乡村８３８８４所。城市幼儿园数量仅占总数的３０．９７％，农村（镇区＋乡村）幼儿园数量仍占到６９．０３％，农村幼儿园依然是学前教育的大头。

２．民办幼儿园在城区占比大，教育部门办幼儿园在乡村增速快

２０１６年，全国有民办幼儿园１５４２０３所，占幼儿园总数的６４．３０％；比２０１５年增加７８２７所，增长５．３５％。其中，在城区，民办园占７６．５５％，镇区民办园占６８．２８％，乡村民办园只有４９．５９％。

２０１６年全国有教育部门办幼儿园６６１１９所，占幼儿园总数的２７．５７％，比２０１５年增加８６３４所，增长１５．０２％。其中，城区为９７６９所、镇区２１４９２所、乡村３４８５８所。与２０１５年相比，教育部门所办的幼儿园，城区增加８５４所，增长１０％，镇区增加１６７３所，增长了８％，乡村增加６１０７所，增长了２１％，增速最快。

３．幼儿教师规模和学历层次不断提高，乡村增长最快

从专任教师规模看，２０１６年全国幼儿专任教师数量为２２３．２１万人，较２０１２年新增了７５．２９万人，增幅达５０．９０％。在新增幼儿专任教师中，城区为３１．１３万人，占４１．３５％；镇区为３０．０６万人，占３９．９３％；乡村为１４．１０万人，占１８．７３％。城区、镇区、乡村五年增幅分别达到了４２．２２％、５８．６６％、６１．４０％。乡村幼儿专任教师总体规模增幅最大。

从专任教师学历看，２０１６年全国幼儿专任教师中学历为大专及以上者达到７６．５４％，比２０１２年提高了１１．４１个百分点。其中城区由７２．９２％提高到８２．８５％；镇区由６２．３１％提高到７４．８３％；乡村由４６．４２％提高到６２．４６％。乡村幼儿专任教师学历提升速度最快。

４．学前教育经费大幅增长，超半数财政性教育经费用于农村地区

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总经费显著增长。２０１５年我国学前教育经费为２４２６．７４亿元，较２０１２年增长了６１％。其中，城市由２０１２年的９３０．１７亿元增长至２０１５年的１３０３．２８亿元，增幅４０．１１％；农村由２０１２年的５７３．７６亿元增长至２０１５年的１１２３．４７亿元，增幅达９５．８１％，农村增幅高出城市５５．７个百分点。

２０１５年，学前教育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１１３２．８７亿元，比２０１２年增长５１．５２％，其中，城市总投入由２０１２年的４３３．３３亿元增长到２０１５年的５３８．５３亿元，增幅为２４．２８％；农村由２０１２年的３１４．３２亿元增长到２０１５年的５９４．３３亿元，增幅达８９．０８％。超过一半（达５２．４６％）的学前教育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到农村地区。

（二）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化水平有序提升，生均教育资源占有量有所提高

１．义务教育在校生三分之二在县域，农村仍然是中国义务教育的大头

２０１６年我国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２２．９７万所。普通小学１７．７６万所，其中，城区２．６６万所，镇区４．４６万所　、乡村１０．６４万所，农村小学占全国小学总数的８５．０２％；普通初中（含九年一贯制学校）５．２１万所，其中城区１．１９万所、镇区２．４０万所、乡村１．６２万所，农村初中占全国初中总数的７７．１６％。

２０１６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１．４２亿人，其中城区４７５６．６万人、镇区５９２７．０１万人、乡村３５５８．７７万人，农村在校生占全国在校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分学段看，普通小学有在校生９９１３．０１万人，其中城区３２６７．１８万人、镇区３７５４．１０万人、乡村２８９１．７３万人，农村小学在校生数占全国总数的６７．０４％。普通初中有在校生４３２９．３７万人，其中城区１４８９．４２万人、镇区２１７２．９１万人、乡村６６７．０４万人，农村初中在校生数占全国总数的６５．６０％。

２．义务教育学龄人口向城镇集中速度放缓，进城读书儿童学习受益不一

义务教育学龄人口持续向城镇集中，义务教育城镇化率从２００１年的３８．２％增长到２０１６年的７５．０１％，年均增长２．４５个百分点。但２０１６年仅比２０１５增长１．２１个百分点，增速明显放缓。

乡村学校数量持续减少，城镇学校数量缓慢增加。乡村小学数量由２０１２年的１５．５０万所减少到２０１６年的１０．６４万所，减少了３１．３５％；乡村普通初中由２０１２年的１．９４万所减少到２０１６年的１．６２万所，减少了１６．４９％。镇区小学由２０１２年的４．７４万所减少到２０１６年４．４６万所，减少了５．９１％；镇区普通初中由２０１２年的２．２９万所增加到２０１６年２．４０万所，增加了４．８０％。城区小学由２０１２年的２．６１万所增加到２０１６年的２．６６万所，增加了１．９２％；城区普通初中由２０１２年的１．０９万所增加到２０１６年１．１９万所，增加了９．１７％。

农村教学点数量持续增加，小规模学校占比稳定。２０１６年，全国共有教学点９．８４万个，较２０１２年增加２．８６万个，增长了４０．９７％，其中，乡村教学点有８．６８万所，较２０１２年增加了２．４３万所，占教学点总数的８８．２１％。全国不足百人的小规模学校共计１２．３１万个，比上年减少０．３７万个，占小学和教学点总数的４４．５９％；其中，乡村小规模学校有１０．８３万个，比上年减少０．３１万个，占乡村小学与教学点总数的５６．０６％，占全国小规模学校总数的８７．９８％。全国有无人校点１００３３个，比上年增加３６６个；１－１０人的乡村校点２．５８万个，比上年减少０．８１万个。乡村小规模学校依然普遍存在。

我们的调查显示，进城读书学生平均年度总花费为４３５４．４４元。乡村进城小学生（语数外）成绩高于未进城学生，但低于县城（或乡镇）当地学生；乡村进城初中生（语数外）成绩既低于县城学生，也低于乡村学生，而且他们感知到的教师关心程度、对县城（或乡镇）学校的适应性均是最差的，想离开当前学校的比例最高。有近八成学生家长表示，若城市教育质量和农村教育质量相同，他们会让子女留在农村学校读书。

３．近八成随迁子女就读于公办学校，留守儿童行为习惯等方面表现良好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数量增加，公办学校就读率达八成。２０１６年，全国有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１３９４．８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１０％。其中，小学有１０３６．７万人，初中有３５８．１万人。２０１６年，进城务工随迁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达到７９．５％，其中小学为７８．８％，初中为８１．５％。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农村留守儿童数总体呈减少趋势，五年间减少５４４．７８万人，减幅达２３．９９％。截至２０１６年，全国农村共有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１７２６．２９万人，其中，小学１１９０．０７万人，占小学在校生数的１２．０１％，初中有５３６．２２万人，占初中在校生数的１２．３９％。留守儿童在健康、身高等方面差于非留守儿童，承担较重的生活负担，与父母交流频率较低；但在生活习惯、德行养成、感恩心、学习幸福感等方面表现良好。

４．乡村教师配置更为合理，“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局面基本形成

乡村教师补充渠道日趋多元，初始配置质量明显提高。省级统筹机制初步建立，“特岗计划”广泛实施，定向培养规模逐步扩大，乡村生师比持续下降。小学由２０１２年的１５．８８：１下降到２０１５年的１４．５７：１，初中由２０１２年的１２．４６：１下降到２０１６年的１０．９８：１，均低于城镇学校。乡村学校师班比不断上升，小学由２０１２年的１．８６：１上升到２０１５年的１．９０：１，初中由２０１２年的３．８５：１上升到２０１６年的４．０３：１。

义务教育教师学历继续提升，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２０１６年，全国小学专科及以上学历教师比例为９３．７％，比上年提高１．８个百分点，农村为９１．８％，城乡差距为６．２个百分点，比上年缩小１．４个百分点。全国初中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比例为８２．５％，比上年提高２．２个百分点，农村为７８．６％，城乡差距为１１．７个百分点，比上年缩小１．３个百分点。

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覆盖范围不断扩大、资金投入大幅增加、补助标准逐年提高，乡村教师收入不断增加。２０１６年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共投入补助资金４４．３亿元，比２０１５年增加了９．９亿元，提高了２８．８％。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实施县中，人均月补助标准达到或超过４００元的县共占２５％，与２０１５年相比提高１１％。乡镇教师、乡村教师的月收入分别达到３９６５．２３元和３５５０．３８元，高于县城教师的３４４６．３７元，但与城市教师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

义务教育教师职称制度不断完善，乡村教师评聘机会有所扩大。调查发现，乡村教师高职称比例较低，城市学校高级和一级教师所占比例达６５．０４％，而县镇和乡村学校分别只有５９．９６％和５４．４４％，乡村比城市低１０．６个百分点。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实施后，许多地区开始扩大乡村教师职称评聘机会。安徽、山西、吉林、湖北、四川、甘肃、北京等省份通过统一岗位结构比例、单独评审、指标单列、特设岗位、取消名额和比例限制等形式将优秀教师评聘机会向乡村倾斜。

５．教育经费投入不断增长，农村义务教育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２０１６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３８８８８．３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７．６４％。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３１３９６．２５亿元，占到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的８０．７３％，比上年增长７．４４％。

２０１６年全国普通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达到９５５７．８９元，比上年增长８．１４％。其中，农村为９２４６．００元，比上年增长７．８０％；全国普通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支出达到２６１０．８０元，比上年增长７．２５％。其中，农村为２４０２．１８元，比上年增长６．９９％。

２０１６年全国普通初中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达到１３４１５．９９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８３％。其中，农村为１２４７７．３５元，比上年增长９．９４％；全国普通初中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支出达到３５６２．０５元，比上年增长５．９８％。其中：农村为３２５７．１９元，比上年增长５．２８％。

６．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建设成效显著，基本均衡认定县数量有序增长

学校办学条件不断改善。２０１６年，乡村小学体育运动场馆、体育器械、音乐器械、美术器械、教学自然实验仪器达标率分别为７１．４４％、７５．２１％、７４．３３％、７４．４０％、７５．０３％；乡村初中分别为８２．１６％、８６．２７％、８５．５９％、８５．３４％、８７．７４％，均比上年有较大幅度增长，但与城区、镇区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生均计算机数持续增加，乡村小学建立校园网、接入互联网的学校比例分别为４６．６６％和８９．４５％，乡村初中分别为６５．５５％和９８．１０％，较上年有大幅增长，但乡村小学、初中建立校园网学校比例分别比城区低３３．５９、２０．２３个百分点，城乡差距依然较大。

我国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有序推进。自２０１３年启动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区）督导评估认定工作以来，通过的县（市、区）２０１３年２９３个、２０１４年４６４个、２０１５年５４５个、２０１６年５２２个，到２０１６年底，我国共有１８２４个县（市、区）通过认定，占我国县（市、区）总数的６２．４％。

（三）高中阶段普职教育稳步推进，贫困学生资助体系不断完善

十九大报告提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更多接受高等教育”。国家多项政策精准定位，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有序推进。

１．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持续增加，中西部地区普通高中是主要增长点

２０１６年，我国高中阶段在校生数量为３９７０．０６万人，毛入学率达到８７．５％，比上年提高了０．５个百分点，普及水平稳步提高。２０１６年，全国普通高中１．３４万所，在校生人数２３６６．６５万人，招生８０２．９２万人；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共有１．０９万所，在校生人数１５９９．０１万人，招生５９３．３４万人，普职学生比例达６：４。

普通高中教育继续保持稳步发展。２０１６年，全国有普通高中学校１３３８３所，比２０１５年增加了１４３所。２０１６年，全国普通高中的校均规模为１７６８人，河南、宁夏、重庆、贵州、广西、江西等中西部省份的校均规模均在２０００人以上，最高的河南省达到２５２０人，最低的北京只有５３５人；全国普通高中平均班额是５３人，而河南、广西、湖南等省均在５８人以上，最高的河南省达到６４人，而最低的北京市只有３０人。中西部省份，特别是贫困地区普通高中教育发展空间大，是未来普通高中教育的主要增长点。

２．中等职业学校数量减幅放缓，办学能力不断提升

十年来，中等职业学校数量持续下降，由２００６年的１．４７万所减少到２０１６年的１．０９万所，平均每年减少３７９．３所，２０１６年比２０１５年减少３０９所，学校数量减幅放缓。

２０１６年中等职业学校共有专任教师８３．９６万人，生师比１９．８４：１，较上年的２０．４７：１有所改善；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９０．８％，比上年提高０．７个百分点；“双师型”教师比例占２９．５％，比上年提高０．８个百分点。办学条件方面，２０１６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生均校舍建筑面积１８．３平方米，比上年增加０．９平方米；生均仪器设备值为５６９５元，比上年增加６８５元，增幅为１３．７％；每百名学生拥有教学用计算机２１．２台，比上年增加１．２台。

３．高中阶段教育资助政策趋于完善，资助力度不断加大

２０１２年以来，中央政府进一步完善高中阶段教育资助政策。普通高中教育建立了以国家助学金、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杂费、地方政府资助项目为主，学校和社会资助相结合的资助政策体系。２０１６年全国共资助普通高中学生１１５８．４７万人次，比２０１５年增加３６８．３５万人次，增幅达４６．６２％；共投入资助资金１６７．５０亿元，比２０１５年增加２８．２２亿元，增幅２０．２６％。２０１６年全国有４９８．３４万普通高中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政策，比２０１５年增加３．４６万人，增幅０．７％；全国共有１４３．７７万普通高中学生享受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杂费政策，资助资金共计９．２４亿元。

中等职业教育建立了以免学费、国家助学金为主，学校和社会资助、顶岗实习为辅的资助政策体系。截至２０１６年底，全国已有２８个省份对艺术类戏曲表演专业学生实行免除学费政策，２２个省份实现中职学生全部免学费，已覆盖超过９０％的学生。２０１６年，全国共资助中等职业学校学生１５０２．６６万人次，资助金额３３２．１３亿元，其中１０００．５３万学生享受免学费政策，资助金额２００．１１亿元；２４９．２１万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政策，资助金额４９．８４亿元。

４．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继续扩大，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增加较快

自２０１２年以来，国家不断完善“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相关政策。国家专项计划（即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从每年定向招收１万人，扩大至２０１７年的６．３万人，比去年增加３０００人。重点高校面向贫困地区农村招生规模逐年增加，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贫困地区农村学生进入重点高校人数连续两年增长１０％以上。２０１６年，重点高校招收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人数又增长１０．５％。２０１６年国家、地方和高校三个专项计划共录取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９万余人，较２０１５年增长２０％以上。

二、问题与挑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教育的主要矛盾也在随之发生变化，具体表现在：

（一）县域教育发展仍不够均衡

截止到２０１６年底，全国仍有１０９９个县（市、区）没有通过“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区）”督导评估认定，占３７．６％。未来三年，没有通过认定的县（市、区）将进入督导评估认定通过的攻坚阶段；通过的县（市、区）也仅仅是基本均衡，离高位均衡尚有一定距离。

（二）农村教育质量仍亟待提高

调查发现，一些农村学校学生学业成绩达不到国家规定的及格标准，且随着年级的提升逐渐丧失了对学习的兴趣和对知识的渴望。制约农村教育质量提升的阻碍性因素，诸如教师能力准备不足、家校合作不紧密、学校教育与学生经验相疏离等在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可以说，农村教育质量提高的制约因素很难短期彻底消除。

（三）农村教育观念仍需转变更新

虽然近年来农村教育主体追求优质教育的意识不断增强，但仍不能完全适应现代教育要求。一些农村地区对儿童成长重视不够，一些家长或没有认识到早期儿童营养、活动与习惯养成的重要性，或没有条件和能力为孩子提供必要的营养，没有与孩子进行有质量的亲子互动的能力，让儿童处于“等待”状态，影响了孩子的发展。一些教师观念落后，过早地把孩子教成了不喜欢学习的学生，尚未完全形成“以儿童发展为中心”的现代教育观念。

三、应答与展望

农村教育是建设教育强国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教育现代化则国家教育现代化，农村教育强则国家教育强，高度重视和发展农村教育不仅事关农村青少年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而且事关国家人力资本竞争力提升。

（一）强化城乡教育特征思维

当前与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首先应进行“认知革命”，即由城乡教育的优劣思维转向城乡教育的特征思维。在优劣思维框架下，人们往往把城市教育标签化地看作是现代的、优质的，农村教育是落后的、劣质的。城乡教育特征思维是把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看作是两种不同特征的教育。农村教育主体要认真发现与研究农村教育的特点，充分挖掘农村教育的优势，融入现代教育观念，全面提升农村教育质量。

（二）加强农村教育能力建设

城乡教育的差距根本上是人的知识和能力的差距。局长和校长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少数，教师是学校教育的第一资源。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核心是加强教育人的能力建设。在县域层面，要加强局长的决策力建设；在学校层面，要加强校长的领导力建设；在教学层面，要加强师生的学习力建设。通过系统的能力建设，助推农村教育走向现代化。

（三）增强农村教育问责机制

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必须把农村教育发展目标转化为任务，落实到人员，细化至追责。问责的核心是加强体制机制建设，把决策者、领导者、教育者的担当精神融入其中，政府、学校和教师一个任务接着一个任务完成，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解决，不断增强执行力，不断增加学生、家长、教师的存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2017年4月，英国教育部发布了《学徒制问责声明》，标志着近年来的英国学徒制改革形成了新的治理体系。英国学徒制治理新体系包括的治理网络，涉及相关者众多，形成了多个网络中心，对不同的网络采用不同的治理方式，保证了治理的有效性。这一体系设置了学徒标准开发者、学徒培训提供者等资格，建立了准入制度，通过合同的签订确立了委托代理关系。这一体系，还通过有关机构的设立与制度的实施，确立了学徒制的协调制度。

治理网络

《学徒制问责声明》列出了学徒制实施相关部门的责任及部门之间的关系。这一文件内容与英国学徒制原有基础相结合，形成了英国学徒制网络体系，包括政策网络、需求网络、供应网络、治理保障网络和综合服务网络。对不同的学徒制网络采取不同的治理模式，能够较好地利用相关者资源。

学徒制政策网络主要成员包括教育部、教育与技能拨款局以及学徒制学院。教育部对学徒制政策负总责，教育与技能拨款局和学徒制学院在自己负责的领域内承担具体的政策设计责任。教育部通过学徒制学院和教育与技能拨款局落实国家学徒制政策，后两者则在教育部领导下负责政策的具体实施工作，三者各自发挥优势，互为依存。

学徒制需求网络主要由学徒制学院、雇主、行业技能委员会等机构组成。在这一网络中，学徒制学院负责保证学徒制质量以满足雇主需求，雇主按照学徒制标准开发小组所开发的“学徒培训标准”提供学徒培训以满足自身对技能人才的需求。行业技能委员会主要通过提供学徒制实施过程中的各种服务而满足雇主需求。

学徒制供应网络主要由教育与技能拨款局和学徒制注册培训机构组成。教育与技能拨款局作为政府的执行机构，除管理学徒制经费外，还承担学徒培训提供者的审核、签订合同，以及学徒制培训提供者注册单和学徒评估机构注册单的运行工作。数以千计的学徒制注册培训机构则按照培训合同提供符合标准的学徒培训。教育与技能拨款局和学徒制注册培训机构相互配合，前者通过后者实现公共投资的效益，后者在通过前者获取一定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实现了社会公益目的。

学徒制质量保障网络主要包括教育、儿童服务和技能标准办公室，资格与考试监管办公室，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办公室，以及学徒培训终点评估机构等。这些机构之间相互配合，共同保障学徒制培训总体质量。

英国存在若干为学徒制发展提供支持的综合服务机构，如英国大学职业颁证委员会、英国院校联盟等。这些机构形成了学徒制综合支持网络，为学徒制的发展提供包括政策、专业咨询、平台搭建等多个方面的服务。

英国学徒制网络依据不同的内容而采用不同的治理方式。政策网络的治理方式具有“高度集中”和“不对称权力”特性，采用领导组织治理方式。需求网络和供应网络采用的是在网络边界以外建立独立的管理实体，负责管理、协调和维护网络的方式。这一实体对战略和日常工作的所有活动都有充分的决策权。综合服务网络采取的则是参与者治理形式。这种形式的决策权力由参与者掌握，决策权力基本上是对称的，治理活动由参与者自己界定和管理。

治理工具

英国通过条件设置，建立了学徒制网络成员的准入条件。通过协议及合同的签署，使利益相关者明确各自在学徒制治理结构中的位置、责任与义务，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

为保证学徒制培训质量，英国颁布了一系列准入条件，如学徒培训提供者条件、学徒培训终点评估机构条件，以及学徒标准开发者要求等。技能拨款局制定了学徒制培训提供者、学徒制培训终点评估机构，以及学徒培训标准开发者的条件或要求。只有符合这些条件或要求的机构才能得到批准并列入英国学徒制培训机构和学徒制培训终点评估机构的注册清单，或有权利开发学徒培训标准。如，英国技能拨款局提出的学徒制培训机构注册条件包括：在过去3年内，教育、儿童服务和技能标准办公室对学徒制培训机构的申请者进行了检查，且最近一次的评分等级是3级及以上，“总体效果”评分等级也是3级及以上；企业或员工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能够提供满足学习者需求的有效的学徒培训，以及良好的财务状况等。

为保证学徒制顺利实施，英国要求签订一系列合同或协议，包括拨款机构与雇主之间的协议、拨款机构与培训提供者之间的协议、学徒与雇主之间的协议、雇主与培训提供者之间的合同、培训者与评估者之间的协议等。如，技能拨款局与雇主的协议共27条内容，规定了雇主使用学徒制服务的条件与承担的义务，以及技能拨款局的权利和义务。技能拨款局与学徒制培训提供者之间签订的学徒制协议共31条内容，包括协议条款、目的与经费使用、开始与结束、资金支付、资金条件、与雇主的协议、雇主—提供者、分包、终点评估、扣压暂停和资金还款等。

治理过程

为保证重大决策能够反映各方要求，英国学徒制的一些重要机构设有自己的理事会或咨询委员会，它们定期召开会议，就重大方向性和工作实践层面问题进行讨论与协商，在此基础上做出决定。

如，学徒制学院董事会负责审议学徒制学院执行官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律地位、权利、角色和职责，负责明确学徒制学院发展的战略方向等事务。该董事会主席由企业资深人士担任，董事会成员由来自企业和教育部门，以及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士组成。技能拨款局设有咨询委员会，其成员来自技能拨款局、英国就业和技能委员会、商务技能与创新部、英国学院协会、会计技术员协会，以及英国产业联合会等。技能拨款局咨询委员会向技能拨款局负责人提供在实践层面落实政策以及继续教育和培训的咨询意见。

我国学徒制还处于试点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若干问题与挑战。英国形成的学徒制治理体系建设经验，对于我国进一步推进学徒制试点工作与完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具有启示意义。一是政府统筹，不同网络采用不同的治理形式，使学徒制网络具有有效性并能高效运行，也使政府能够实现远程治理。二是发挥公立非行政机构功能，衔接政府与实践网络，以更好地反映政策在实践中的要求，体现实践对政策的要求。三是通过制度设计，制定包括税收返回等政策，形成企业参与学徒制的动力机制；开发委托代理协议或合同，使委托方和代理方都能明确自己的责任、义务和权利。四是增加要素投入，建设专门的评估机构，提升评估者的专业能力。五是形成协调机制，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之间建立学徒制试点的有效沟通协调机制，使学徒制决策尽可能反映相关者各方要求。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建立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对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创造更大人才红利，促进就业和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多样化的需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1]。在十九大召开之际，对十八大以来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情况进行总结回顾，对未来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进行展望，是一件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提出和发展

     体系是相互联系的事物整体。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类型，其体系是联结各组成要素，形成运行机制，发挥有效功能的依托和载体。改革开放伊始，党和国家就把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作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长期目标，高度重视、持续推进。

1985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2]，1991年、1996年、2002年、2005年和2010年的职业教育相关重要法律和文件都提出建设职业教育体系的要求，详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在建设进度上，1985年、1991年、1996年、2002年、2005年、2010年分别提出的是“逐步建立”“初步建立”“健全”“初步建立”“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形成”。在特点修饰上则分别提出的是“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有中国特色的，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形式多样，又能与其他教育相沟通、协调发展”“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并与其他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市场需求和劳动就业紧密结合，结构合理、灵活开放、特色鲜明、自主发展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满足人民群众终身学习需要，与市场需求和劳动就业紧密结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结构合理、形式多样，灵活开放、自主发展，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在体系目标的描述上，则分别提出的是“职业技术教育体系”“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职业教育体系”“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由以上表述可以看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目标，该建设是逐步推进和不断丰富完善的，不仅具有一致性和可持续性，同时也会根据发展环境及自身条件变化做出相应调整和创新。

　　二、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央领导同志作出重要批示和讲话，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为人们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内涵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指明了前进方向。

（一）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工作

从党的十六大提出“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到党的十七大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再到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增强就业稳定性”[3]。反映出党和国家对发展职业教育和构建职业教育体系的一贯重视，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促进现代职业教育服务方式转变、促进就业和改善民生、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多样化的需求，构建让人民满意、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遵循职业教育发展规律、体现中国特色、达到世界一流水准、适应人的终身学习和发展需求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助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对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中强调：“要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各层次各类型职业教育模式，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引导社会各界特别是行业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努力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4]这一重要论断从国家宏观战略的高度提出了我国发展职业教育以及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的方向、目标、任务和具体实施路径，即努力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是目标，服务发展、促进就业是方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各层次各类型职业教育模式是任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是具体实施路径。

2015年，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2016年12月，在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座谈会召开前夕，李克强总理指出“十三五”时期，要切实把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一指示强调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视[5]。

2016年，在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座谈会的讲话中，刘延东副总理指出“习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多次就职业教育作出重要批示、指示，并多次深入职业学校考察，就加快发展职业教育提出明确要求；李克强总理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工作，对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寄予厚望，特别是还专门为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座谈会和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批示”[6]。“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为我们做好职业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把职业教育作为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加大支持力度，确保到2020年建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7]。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和讲话，为我国新形势下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指明了新方向。

（二）国务院对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做出全面部署

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该体系的特点包括中等职业教育规模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结构更加合理、职业院校区域布局和专业设置更加适应经济社会需求、人才培养水平较高、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基本建立、政策法规更加健全、相关标准更加科学规范、监管机制更加完善。为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决定》提出五方面的建设任务：巩固提高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创新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引导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转型发展；完善职业教育人才多样化成长渠道；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

为贯彻落实《决定》精神，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组织编制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下文简称《规划》）。《规划》提出，要按照终身教育的理念，形成服务需求、开放融通、纵向流动、双向沟通的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框架和总体布局。《规划》还提出要通过优化职业教育服务产业布局、统筹职业教育区域发展布局、加快民办职业教育发展步伐、推动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加强中等职业教育基础地位、优化高等职业教育结构、完善职业人才衔接培养体系、建立职业教育人才保障体系等措施，争取到2020年，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三）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内涵与特征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现阶段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要求，是现代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从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建立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以来，职业教育体系的内涵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人民对职业教育的需求而不断丰富完善。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体现出以下特征：一是适应性。即具有适应“五化”要求、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满足人们接受职业教育和社会发展需求[8]。二是终身性。现代职教体系更强调面向终身学习，注重满足从业人员持续的职业能力发展需求，让劳动者能够在职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培养劳动者持续发展的能力，促进劳动者终身可持续发展。三是开放性。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是封闭的，是一个动态开放的系统，这种动态开放主要表现在办学主体和办学模式对外开放，鼓励多元投资和多元化办学；在学习主体上面向人人终身发展开放，为所有人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终身学习的机会；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职业教育经验，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职教体系。四是融通性。打破原来职业教育“终结性、断头路”的格局，系统构建从中职、专科、本科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不同层次的培养体系；建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双向沟通的桥梁，推进全日制职业教育与非全日制职业教育，学历职业教育与非学历职业教育之间的融通，建立内外衔接的职业教育人才成长体系。

三、有关部门推进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所采取的重要举措

　　（一）准确把握精神

2014年9月，教育部下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的通知》，明确要求有序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各地要结合编制区域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等工作，同步规划职业教育。抓紧制定配套政策，努力在中高职衔接、职普沟通、学生“双证书”、部分本科高校转型等制度建设以及考试招生制度、办学体制机制、教育模式改革等关键环节上率先取得突破。坚持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招生大体相当的要求，鼓励优质学校通过兼并、托管、合作办学等形式，整合办学资源，优化布局结构。改革创新高等职业教育，建立高等学校分类体系，避免学科取向、升学导向和升格趋向，走有特色高质量的发展路子。通过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有计划地引导一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

2014年初，针对如何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问题，时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一是要建现代职教体系，全面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生健康成长；二是要转型发展，推动一批地方高校转为应用技术型，培养更多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三是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9]。随后，在当年6月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袁贵仁强调要结合编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同步规划职业教育发展，重点抓好中高职衔接、职普沟通、学生“双证书”、部分本科高校转型等制度建设，在考试招生制度、办学体制机制、教育模式、评价模式等关键改革上加大力度、取得突破，从而有序推进体系建设。

2016年，在教育部与福建省政府在福州联合召开的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推进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部长指出，“职业教育为经济升级铺路，为脱贫攻坚助力，为人的成长筑基，不仅是生产，也是生活，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大局，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需要政府、行业、企业和学校、社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打好迈向现代化的攻坚战。”如何打好攻坚战，陈宝生用6个关键词对职业教育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要让职业教育香起来，二是要让职业教育亮起来，三是要让职业教育忙起来，四是要让职业教育强起来，五是要让职业教育活起来，六是要让职业教育特起来。“香、亮、忙、强、活、特”内涵丰富，清晰明了，可谓是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和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行动指南[10]。

（二）加强政策推动

为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精神，教育部先后颁布一系列政策文件：《教育部关于做好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工作的通知》，推动职业教育管理的信息化和现代化；《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试行》，加快建立农民职业教育制度；《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试行）》，促进职业教育专业教学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意见》，深化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机制改革；《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2015-2018年）》，逐步完善现代学校制度；《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促使高等教育结构优化成效更加明显；《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设置管理办法》和《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5年）》，引导高等职业学校科学合理设置专业。这些文件围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的层次结构、办学类型、终身一体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改革探索，为形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

四、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

十八大以来，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有了很大发展，取得了可喜成就，基本建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教育相互衔接，又与普通教育、成人教育相互沟通，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并举的体系框架。

（一）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开发体系

据统计，2016年全国共有高职学校1395所，在校生规模1082.89万人，共招生343.21万人，毕业生329.81万人；中职学校10893所，在校生规模1599.01万人，共招生593.34万人，毕业生533.62万人。全国1.23万所职业院校开设约10万个专业点，年招生总规模930万人，在校生2682万人，每年培训上亿人次,基本覆盖国民经济各领域。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11][12][13][14]。可以说，中职、高职已分别占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具备了大规模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能力，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智力支撑。

（二）形成了一整套职业教育法律法规和制度标准体系

在职业教育法律法规方面，以《职业教育法》为基础和引领，基本形成了以《教育法》《劳动法》《就业促进法》等相关法律为补充，行政法规、地方法规为配套的职业教育制度框架。此外，还相继出台了职业学校设置标准、教师专业标准、校长专业标准，基本涵盖招生、教学、师资、管理、投入、学生资助、行业企业参与等多个方面，见表2[15]，依法治教、规范办学、灵活开放的办学格局日趋完善。十八大以来，制定并公布410个高职专业、230个中职专业教学标准[16]，推进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和教学改革；此外，还公布了修订后的747个高职（专科）专业目录[17]，制定了首批涉及30个专业（类）的70个《职业学校专业（类）顶岗实习标准》[18]。我国职业教育法律法规、政策标准体系基本建立，依法治教、规范办学的体制机制日益健全完善。

（三）专业设置不断适应产业发展需要

2010年，教育部按照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需求，组织力量对中等职业学校目录进行了调整和修订。专业类由原来的13个增加到19个，专业数由原来的270个增加到321个，专业（技能）方向由原来的470个增加到920个[19]。2015年，教育部印发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5年）》，主要根据产业分类进行专业划分，第一产业主要涉及农林牧渔大类，设专业51个。第二产业涉及资源环境与安全、能源动力与材料等8个专业大类，设专业295个。第三产业涉及交通运输、电子信息等11个专业大类，设专业401个。三大产业相关专业数比例为6.8:39.4:53.8，更加符合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要求[20]。从目前职业学校专业设置的现状看，上述比例与当前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基本吻合，更加适应现代产业发展的新要求，更契合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有助于强化促进学生就业的导向，便于技术技能人才系统培养，专业设置动态调整机制趋于完善。

（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获得重点突破

在产教融合方面，从2010年到2017年，由教育部牵头，在相关部委的推动下，共建了12个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21]，成立了62个职业教育的行业指导委员会，统筹推动举办了几十次职业教育与行业对话活动，指导组建了职业教育校企一体化办学联盟等协作组织，每年举办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在产教融合推进过程中，我国着力尝试多种形式的校企合作，大力推进集团化办学，力争将产教融合落在实处，深化校企合作。2014年，确定165家单位作为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和牵头单位，通过试点，推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学徒制[22]。2015年，全国共有职业教育集团1048个，覆盖100多个行业部门、近3万家企业、700多个科研机构和70%以上的中职校、90%以上的高职校[23]。2017年，建成约1300个职教集团，开展产教对话会上百多场次，遴选现代学徒试点单位共165个[24][25]。

（五）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标准体系建设取得进展

首先，在专业目录上，通过四次修订、调整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和两次修订高职专业目录，使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更加适应现代产业发展新要求。在专业教学标准方面，教育部于2014年、2015年分两批制定并公布了230个中职专业教学标准。2012年，公布了首批410个高职专业教学标准。其次，在学生核心素养养成的中职公共基础课程标准方面，2014年，教育部在原有中职语文等教学大纲的基础上启动了语文、历史、体育与健康、公共艺术课程标准的研制工作，名称和总体框架等与普通高中课标保持基本一致。再次，在对接真实生产过程的顶岗实习标准方面，2016年，教育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了《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规范实习管理。在教育教学领域，同时组织制定并发布了首批涉及农业、汽车运用与维修、护理等30个量大面广专业（类）的70个顶岗实习标准。最后，在体现行业企业装备技术的专业仪器设备装备规范方面，2012年以来，探索研制并发布了护理、道路运输等9个专业的专业仪器设备装备规范，对相关专业实训教学场所、实训仪器设备装备等提出了规范要求，指导职业院校配备与行业企业技术要求、工艺流程、管理规范、设备水平同步的实习实训装备，保障专业实践教学。

（六）构建了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建立健全职业教育内外部质量评价体系既是保障职业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又是构建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2015年，教育部颁布了《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提出“完善质量保障机制”“逐步形成政府依法履职、院校自主保证、社会广泛参与，教育内部保证与教育外部评价协调配套的现代职业教育质量保障机制”，是对新时期高职质量保障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也是对多元主体参与、内外部协调的质量保障新格局作出的系统规划。同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的通知》和《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指导方案（试行）》，要求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内部质量保证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强化职业院校落实第一质量主体责任。2016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估暂行办法》《高等职业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暂行办法》，强调委托第三方机构基于学校相关数据信息和省级评估报告，运用测量工具进行分析评估，形成国家评估报告。国家、省、学校三级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发布体系俨然已经形成[26]。

五、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展望

尽管我国初步建成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但离完成2020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目标还有一定差距。因此，未来必然要站在人、社会、职业教育发展全局的角度，以战略眼光、现代理念和国际视野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使其在法制建设、人才培养、终身学习、对外开放等方面更加完善。

　（一）建立更加完善的职业教育法制体系

习总书记说：“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我国于1996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进入有法可依的阶段。该法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发挥了教育专门法、职业教育基本法的指引和保障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全面深化改革、转型升级的新阶段，区域发展、产业调整升级、高技能人才大量需求等对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出新挑战和新要求，《职教法》已难以满足此时职业教育的改革实践。根据《职业技术教育》的统计，职教法最受关注的问题是：职教法的性质、地位和作用需要进一步明确、职业教育统筹管理及政府发展责任需要进一步落实、各类各层次职业教育之间的关系和衔接需要进一步加强、行业企业在发展职业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需要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学历证书和职业教育资格证书的衔接需要加强、引导和支持社会社会力量办学需要细化、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需要加强、中央和地方发展职业教育的责任需要进一步明确、受教育者的权益需要保障、政府、市场、社会、学校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理清[27]。因此，在新形势下，只有完成职教法修订工作，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章制度的衔接，形成比较完备的职教法律体系，才能为职业教育的持续和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

（二）建立多元立交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

在建立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方面，各省市纷纷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如“4+0”“3+3”“3+2”“3+4”“5+2”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在整体规划中，仅从学历提升的角度考虑构建由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到专业硕士学位的职业教育培养体系，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职业教育“断头路”的问题。二是本科转型试点工作虽已启动，但明确定位的应用型高校却寥寥无几，多数地方本科院校处于观望之中。三是现行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相对滞后，中职与高职在招生衔接上不畅通，由中职升入高职或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渠道仍然狭窄。四是职业教育各阶段的培养目标定位不明确，培养目标缺乏递进层次，阶梯化不明显。五是各阶段课程雷同现象比较普遍，没有体现出课程的连贯性和有效衔接。六是职业教育各阶段专业匹配度不高，一定程度上成为学生升学的障碍。因此，未来如何打破制约职校学生成长的“天花板”，实施中职教育、高职教育与应用型本科及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有效衔接，统筹各阶段职业教育，促进职业教育协调发展，是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开放式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

（三）建立便利多元的职业教育终身学习体系

终身教育指人们在人生各阶段所受教育的总和，是人们所受不同类型教育的统一综合[28]。随着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仅有一技之长而不能保持持续学习的能力，终将被社会淘汰。2012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三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上，117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和72个国际组织的800余名代表经过讨论，得出共识：21世纪的“文盲”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不具备学习能力的人。职业教育是全民教育，更是“学技终身”的教育。2015年9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正式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中，目标4为“确保包容性和公平的优质教育，促进全民享有终身学习机会”；在目标8的框架下，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要进一步扩大高质量的技能人才供给，确保所提供的技能不仅适应工作世界的需求，还要有利于促进终身学习，支持整个社会向包容和低碳经济过渡[29]。作为终身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对社会开放度不足，偏重学历教育忽视非学历教育，缺乏为继续教育创造条件的观念。因此，未来需要我们按照终身教育理念发展职业教育，促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四）建立双向合作的职业教育国际开放体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行业与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分工与合作日渐加强，以外语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国际交流和合作能力为主要内涵的国际能力受到广泛关注，提升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和培养具有国际适应能力的职业人才成为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十八大以来，我国职业教育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与多个国家建立了合作与交流关系，形成了类型全面、形式多样、领域广泛的职业教育交流合作格局。但在国际化的过程中，我国职业教育在交流方面具有较强的“单向”特征，在人才培养上的国际能力薄弱，职业教育的通用性不强，国际合作交流规模与我国职业教育规模极不相称，院校参与国际合作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不够[30][31]。总之，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总体还比较低。因此，未来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要构建多层次且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全面提升职业院校学生的国际能力、建立完善的国际合作交流机制平台、构建区域特色的职业教育国际化布局、依据企业技术标准体系积极构建或对接职业教育资格证书标准或课程标准、鼓励更多职业院校和企业同国外成功的职业培训中心开展双向合作等，通过提升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来促进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和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善。

（作者：平和光,李孝更，原文刊于《职业技术教育》 2017年第24期）

“三会一课”制度是党的组织生活的基本制度，是党的基层支部应该长期坚持的重要制度，也是健全党的组织生活，严格党员管理，加强党员教育的重要制度。
按照学院党委的工作安排，2017年12月13日上午，赵兴学院长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党群支部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上了题为《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切实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转化为推动学院跨越式发展的实践》专题党课。  赵院长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准确把握党的十九大精神内涵，认真掌握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一是要掀起学习浪潮，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二是要提高宣传力度，在营造氛围上下功夫；三是要注重联系实际，在抓好落实上下功夫。广大党员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提振精神状态，改进工作作风，提升工作、服务效能，将十九大精神与学院工作实际结合起来，推动学院新一轮跨越式发展。
赵院长讲的党课，立意高远，内容全面，言简意赅，深入浅出，结合实际，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对党群支部更好地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强和改进基层党支部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党群支部党员纷纷表示，要把十九大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形，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为学院新一轮跨越式发展多做贡献。

来源：教育新闻半月谈

市场规模1700亿！ 井喷式在线教育谁来监管

伴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家长通过在线教育让孩子坐在家中培优，在线教育正呈井喷式发展。然而，其红火的背后也潜藏着一连串监管问题。

井喷式发展，市场规模已达1700亿

在网上下载作业、陪孩子做完、再上传到微信朋友圈，成为家住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的张女士最近一段时间的“三部曲”。孩子参加在线家教后，张女士几乎每天都要在网上“打卡”。而像这样的“打卡”在张女士的朋友圈里很常见。

因为提供北美外教一对一教学，在线教育公司VIPKID在行业内脱颖而出。VIPKID创始人兼CEO米雯娟近日接受采访时透露，平台已有超过20万学生2万名老师，预计2017年的收入将达7.5亿美元。

猿辅导的核心业务是为中小学生提供在线直播辅导服务，公司品牌公关总监黄敏慧告诉半月谈记者，目前全国有超过120万学生在使用猿辅导。

VIPKID、猿辅导只是众多在线教育公司中的两个。长期关注“互联网+教育”的拼图资本创始合伙人王磊说，目前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在1700亿元左右，预计到2020年将超过2000亿元，用户约数亿。在线教育涵盖领域十分广泛，包括早教、K12(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其中最火的是K12。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在线教育的运营模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在网上直接卖产品、卖服务，如目前比较火爆的在线教育类APP。另一类是搭建平台，通过平台对接用户，有教师和学生“一对一”和“一对多”两种形式。在这两种形式的基础上又有直播和录播两种，直播是老师跟学生实时线上讲授互动，录播则是老师事先把课堂内容录制好后再在互联网上播放，如目前流行的“慕课”等。

相比传统教育，在线教育具有便利性，能弥补教育资源短缺、价格便宜等多重优势，这些优势助推其井喷式发展。

广州小学生家长樊女士给女儿报了外教“一对一”的在线英语课程。她说，即便在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也难以满足众多学生对外教的需求，而在线教育平台实现了孩子与外教无障碍交流。

有专家统计，中小学课堂上任何一个知识点，都可以在网上找到10个以上的在线课程。半月谈记者在淘宝网上发现，网络流行的思泉小学语文1~6年级的视频课程总共只要29.8元，高思小学数学3~6年级的视频课程仅25元。

在应试教育制度下，广大学生面临着巨大的升学压力，所以K12在线教育是一个长期且稳定的刚性需求。同时，由于我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匀，二线城市以外的家庭几乎无法获得优质教育资源，也使得优质互联网教育资源成为刚需。

平台发展存监管漏洞

现阶段，在线教育受到市场广泛青睐，但半月谈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在线教育平台缺乏相应的管理制度、人员良莠不齐，在线教育发展面临诸多障碍。

在管理方面，野蛮生长，饱受诟病。

为配合学校教学，武汉市民王女士给女儿选择了相应的在线课程。“在线教育平台承诺的‘一对一教学’很难实现。”王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老师有事，很可能一个月都不开课，遇到这样的情况只能选择别的老师，孩子的学习效果很难保证。

南昌的胡女士对在线家教也颇有微词。她花了1万元钱给孩子报了一个网络英语课程，结果每一次上课都得提前预约，但是平台用来吸引家长和学生的名师的课程总是很难预约成功。另外，因必须在规定的时间上完课程，最后只好选择普通教师。

“技术上是工信部门管，内容是教育部门管，但注册又在工商部门。”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说，在线教育是个新生事物，相关的监管体系尚未建立，在线教育平台几乎没有准入门槛。

广东省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李海东教授认为，在线教育资源没有把关人，而且市场上比较火的在线教育往往是应试教育，背离了教育的本质。

在师资上，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目前互联网教师资格认证和质量认证制度尚未建立，导致在线教师队伍鱼龙混杂，甚至还有一些在校学生冒充教师进行授课。

在线教育业内人士称，由于教育部门明令禁止公办学校教师在机构兼职，机构的教师都是机构向社会招聘并进行培训，而网课教师则是在机构里现有师资中选取最优秀的教师担纲。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目前在线教师队伍中，社会培训机构教师、独立教师这类人员的在线授课，属于市场行为，其管理主要通过对在线平台的监管和消费者的选择进行。

据半月谈记者了解，公办教师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加入在线教师队伍中。熊丙奇说，公办教师如果在教育部门的管理下录制在线课程，通过在线教育平台提供给学习者，教师主要提供课程内容资源，而非具体教学服务，也就是“慕课”提供者，这是合乎规定的。

而另外一类公办在线教师则是自己在业余时间自行在在线教育平台上，直接给学生授课，通过学生有偿选课，获得相应的授课收入。这种情况是当前争议最大的一块。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小学在职教师不应因为参与有偿在线教育而影响正常教学，但是否实行“一刀切”禁令，尚在进一步研究中。

完善顶层设计，共享教育公平

在线教育扩大了优质教育资源覆盖范围，有利于缩小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但是，当前在线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要让它走得远、走得好，顶层设计尤为重要。

确定在线教育的目标并进行布局。李海东认为，在线教育应以教育现代化和均衡化为目的，朝着学生健康成长和素质教育的目标，遵循人的认知规律和成长规律进行布局。

完善监督管理机制，从源头上解决在线教育机构注册、资质等问题。周洪宇说：“让更多有能力、有资源的机构或人员开办在线培训机构，并把他们纳入到监管中来。”

建立在线教育教师准入门槛，尤其要对在职教师能否参与有偿在线教育授课划出明确红线。

让在线教育成为保障教育公平的“利器”，让更多学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南昌市教育局教科所党支部书记杨杰认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大投入，鼓励公办学校名师开设网络课程，提供给所有学生。广东省教育研究院高级教师陈式华建议，可以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将优质教育资源免费提供给欠发达地区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