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戴老师

据新华社电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提出，鼓励企业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坚持准入条件透明化、审批范围最小化。深化“引企入教”改革，支持引导企业深度参与职业学校、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支持校企合作开展生产性实习实训，鼓励企业直接接收学生实习实训。以企业为主体推进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

《意见》要求，要推进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改革，将工匠精神培育融入基础教育。推进职业学校和企业联盟、与行业联合、同园区联结，实践性教学课时不少于总课时的50%。健全高等教育学术人才和应用人才分类培养体系，为学生提供多样化成长路径。大力支持应用型本科和行业特色类高校建设，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比重。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产业教师（导师）特设岗位计划。完善考试招生配套改革，逐步提高高等学校招收有工作实践经历人员的比例。

《意见》强调，要强化行业协调指导，规范发展市场服务组织，打造信息服务平台，健全社会第三方评价，促进产教供需双向对接。

2017-12-20 14:54:00 北京晚报  张航

记者上午从教育部获悉，《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已由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明确要健全需求导向的人才培养结构调整机制，严格实行专业预警和退出机制；要鼓励企业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同时将工匠精神培育融入基础教育；职业学校实践性教学课时不少于总课时的50%；此外要逐步提高高等学校招收有工作实践经历人员的比例。

该意见指出，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是当前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要求，对新形势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扩大就业创业、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

意见明确要求同步规划产教融合与经济社会发展，将教育优先、人才先行融入各项政策；统筹职业教育与区域发展布局，引导职业教育资源逐步向产业和人口集聚区集中；促进高等教育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建立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学科专业体系，大力支持集成电路、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学科专业建设。要健全需求导向的人才培养结构调整机制，强化就业市场对人才供给的有效调节，严格实行专业预警和退出机制。

意见提出鼓励企业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坚持准入条件透明化、审批范围最小化。深化“引企入教”改革，支持引导企业深度参与职业学校、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支持校企合作开展生产性实习实训，鼓励企业直接接收学生实习实训。以企业为主体推进协同转化，加快基础研究成果向产业技术转化。发挥骨干企业引领作用，带动中小企业参与，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继续办好做强职业学校。

意见还要求要推进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改革，将工匠精神培育融入基础教育。推进职业学校和企业联盟、与行业联合、同园区联结，实践性教学课时不少于总课时的50%。健全高等教育学术人才和应用人才分类培养体系，为学生提供多样化成长路径。大力支持应用型本科和行业特色类高校建设，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比重。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产业教师（导师）特设岗位计划。完善考试招生配套改革，逐步提高高等学校招收有工作实践经历人员的比例。

2017-12-18 04:12:29　来源: 中国青年报(北京)

人工智能、机器换人，对未来的就业肯定会产生冲击，这一点已经毫无疑问。也有很多人进一步思考，教育该怎么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进行积极的变革。对于培养职业技术人才、应用型人才的职业教育来说，人工智能、机器换人，首当其冲冲击的就是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因此，职业教育的变革，更显迫切。

这可以说是新的“倒逼论”。在这之前，曾有舆论分析，随着适龄生源减少、出国留学人数增多，办学质量不高、缺乏吸引力的高职院校，以及地方本科院校、独立学院、民办院校，将因“生源危机”而面临“关门”风险，由此“倒逼”这些学校重视人才培养质量。可这么多年过去，这一“倒逼论”似乎效果不大，本应该培养应用技术人才的地方本科院校，有不少并没有回归职业教育定位，还在做着办学术型、综合型院校的梦；而有的高职高专把面临生源危机的原因，归为学校办学层次不高，想着能不能升格办本科。

在笔者看来，新的“倒逼论”，对推动职业教育变革，可能会存在同样的效果不大的问题。所谓“倒逼”，也就是说，到了某一处境，为了生存，不得不改，这本来就有很强的被动意味。

我国社会舆论为何很少提“职业院校办学，积极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做出变革”，那是因为，这需要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职业院校办学，以就业为导向办学，关注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重视每个学生的就业能力；二是职业院校的办学，有办学自主权，可以根据社会需求的变化，自主调整专业、课程、人才培养模式。当具备这两个基本条件时，学校办学会主动分析社会需求的变化，进行积极的调整；而当不具备这两个基本条件时，就要靠外部环境“倒逼”，而“倒逼”能否起到效果，也取决是否具备这两大条件。

问题在于，我国职业院校，当下并不具备这两大基本条件，或者说，至少有很大程度的欠缺。先看第一个基本条件。职业院校办学，本就应该以就业为导向，但是，我国相当部分职业院校，却不是以就业为导向，而是以学历为导向办学，不要说一些地方本科院校，把组织学生考研作为教学的重点，几乎把大学变为“高四”，从学生一进大学，就动员考研，并围绕考研开展大学教学，这让学生根本没有接受完整的大学教育，毫无就业竞争能力，只有选择考研一条道，既制造大学生就业难，也制造考研热和研究生教育泡沫；包括一些高职、中职学校，现在也是学历导向，追求职高普高化、中高职贯通、专升本。如果这种办学理念不变，学校会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进行改革吗？

再看看另一个条件。当社会需求变化时，一所职业学校要敏感地感受到变化，并结合自身的办学定位、办学条件做出理性应对，这要求学校必须拥有办学自主权，且有基于教育本位的办学管理、决策机制。但当前我国的职业院校，却没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同时，尚未建立用好办学自主权的办学机制。大家所见到的是，有关人工智能的话题讨论很热，可行动却缺失。有的办学者讨论人工智能时代给教育和就业带来的挑战时，就如一个旁观者。

事实上，这不仅是职业院校（教育）的问题，而是我国整体教育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到来，存在的共同问题。比如，针对当前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倾向，上海交大杨小康教授就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应试教育培养的人才将面临大量失业，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因为“应试教育的刷题训练与人工智能的大数据训练，在训练模式上具有高度相似性……人工智能将从就业市场倒逼教育转型发展，进而从各个环节挤压应试教育的空间”。这也提到“倒逼”教育转型发展，可是，如果基础教育不在乎受教育者的能力和素质，以及未来的职业发展呢？这种“倒逼”有效果吗？而我国基础教育的现实是，在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之下，学校重视的还是应试训练，因为这样能培养高分学生。

我国教育的唯分数论和唯学历论，制约着我国的教育，去主动适应人工智能时代。而唯分数论和唯学历论，很难靠外部环境变化和技术变革打破，而必须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学校办学制度改革和教育评价体系改革。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要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同时通过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引导学校办学安于定位，办出高质量和特色，引导受教育者从关注知识、学历到崇尚能力，尤其是有创新创造能力。

日前，中国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了《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计划要求，各省到2020年毛入学率都要达到90％以上，其中要重点解决贫困地区教育资源不足和职业教育招生比例持续下降等问题。

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已达87.5％。据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绍，新印发的这份规划要求，2020年之前，中国将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将达90％以上。届时，中国将在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率这一指标上，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吕玉刚说：“我们现在提出普及高中阶段的教育主要是解决入学机会的问题，重点是提高普及程度来满足适龄青少年接受高中教育的需求。首先解决好有学上的问题，同时还要提高质量，调整普及结构，改善办学条件等。”

吕玉刚同时指出，规划重点提出了要提高教育基础薄弱，特别是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较低地区的普及程度，提高特殊群体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机会，解决有学上的问题。吕玉刚说：“中西部贫困地区、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革命老区等４类地区。这些地区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制约，教育资源不足，普及程度较低，是高中教育的底部。我们的攻坚要重点向（这些地区）倾斜。”

据了解，中国的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目前，中国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占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的40.25％。据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周为介绍，到2020年，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将会达到相当的比重。周为说：“在攻坚重点中提出解决‘职业教育招生比例持续下降’等突出问题；在重点任务中提出‘统筹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提高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比例’、‘提高中等职业教育专业吸引力，加强技术技能培养和文化基础教育’”。

有分析认为，高中阶段教育从“基本普及”到“普及”，表明了中国对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视和实施决心。“普及”目标实现的关键在于政策落实，而其中的难点在于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够上得起学。吕玉刚说：“落实好普通高中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杂费政策，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提高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积极推进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免费教育，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贫困而失学。”

三天的大巴、两天的火车，经过近120个小时的颠簸，首批943名云南保山市建档立卡学生上周分7批抵沪，分别进入上海27所中职校。本周，来自丽江、楚雄彝族自治州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千余名学生也将陆续到来。

据了解，按照教育部要求，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对云南的丽江市、保山市、楚雄彝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建档立卡“两后生”（未升学的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实施对口单独培养和分段培养兜底式招生工作，每年计划招收2300人（单独培养1150人，分段培养1150人），在沪进行中等职业教育。在听取云南省教育行政部门意见基础上，上海市教委结合本市实际情况，确定全市29所中等职业学校的46个专业，招收滇西建档立卡“两后生”。

为了让这些来自云南的学生适应新的校园生活，上海市相关中职校设计校园定向活动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校园，有的还配备专职班主任。

 

政商关系是一个十分敏感而又必须面对的话题，我们不能容忍消极、腐败、堕落的政商关系存在，也不能将政商完全隔绝开来，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构建积极、健康、向上的新型政商关系。习近平总书记以“亲”“清”两个字定调新型政商关系，是对其形态和内涵的全面准确概括和诠释。纪检监察部门要主动融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局中，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在新时代发扬钉钉子精神和绣花功夫，着力推动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提供坚实保障。

　一、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实践探索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需要双方厘清职责边界、各司其职、同力协作，要求政府工作人员亲不逾矩、清不远疏，双向通畅、界限分明，既要守住底线、清正廉洁，又要优质服务，促进发展，有为且有畏。驻市工商质监局纪检组在工作中坚持把“四种形态”作为履行职责的重要抓手，不断探索引导、监督各综合监督单位认真践行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用纪律管住大多数的格局初步显现。

(一)强化宣传引导，树立亲清理念

一是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广泛学习宣传。利用微信工作群、谈心谈话、“三会一课”等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组织机关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政商关系的论述，认真领会“亲”“清”的深刻内涵，让“亲”“清”春风化雨、入脑入心。引导机关干部念好“清”字经，守住纪律底线。牢固树立“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的“亲”“清”政商理念，真正做到重商、亲商、安商、富商。

二是常咬耳、常扯袖、常红脸开展警示教育。利用各综合监管单位门户网站、工作微信等平台刊发纪检监察工作报道，通报市纪委查处的违纪案例，警示纪律红线；组织机关干部到市纪委警示教育基地，开展廉政警示教育；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勿以恶小而为之》、《身边的规矩》以及《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净化优化政治生态》等，把刘发明案件作为反面典型教材，以案为鉴，打好“预防针”，提升拒腐防变能力。

三是早发现、早提醒、早预防建立预警机制。畅通信访渠道，多方式多渠道收集廉政信息，对可能出现的苗头性问题，建立早发现早提醒早预防的“三早”预警机制，及时敲棒子踩刹车。综合派驻以来，纪检组开展各综合监督单位县级领导干部及中层干部廉政谈话多人次，要求各级干部确实将主体责任落到实处，把纪律规矩放在首位，切实维护群众利益，依法行政文明执法；召开党风廉政建设调研座谈会，调研各职能部门行政权力廉政风险点及防控措施，强调规范政商交往行为，恪守“亲”“清”，真正做到干净干事、坦荡做人；要求各科室负责人“自查病情，自开药方”，排查自身廉政风险点，管好“身边人”，制定切合工作实际的廉政承诺书，将“一岗双责”落到实处。

 

(二)保障制度执行，规范权力运行

一是强化登记窗口制度落实。认真督查落实登记窗口首办责任制、限时办结制等制度，落实“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让企业零跑腿、让数据多跑路的服务新模式，建立“窗口受理无否决权”“行政审批容缺受理”机制，按制度办事，真正为企业办实事。

二是大力推行政务公开。纪检组要求各综合监管单位通过门户网站、市政务服务中心门户网站、电视、广播等形式将各部门权力类型、项目名称、实施依据和责任事项等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审批结果进行公示，实行清单化管理，让政府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三是严格规范执法行为。严格督查各部门“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对象、执法检查人员随机匹配，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工作落实情况，要求执法检查配备执法仪，全程留痕，有效杜绝监管人员利用执法权力寻租，造成人情监管、选择性执法，构建了政商关系新生态。截至目前，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跨部门联合抽查行动，检查事项15项，检查企业938户，避免了执法检查中的任性执法、随意执法、多头执法等问题，确保企业生产和经营活动不受干扰。

(三)用好督查利器，严格监督执纪问责

一是教育监督，筑牢思想防线。利用各单位微信工作群、纪检工作群发布廉政提醒信息，每逢节点下发纪律要求，严抓节点，重申纪律和工作要求，警示“饭局红线”，筑牢干部思想防线，明确要求机关干部严格执行，严厉整肃庸政懒政怠政行为，强化教育监督，筑牢思想防线，切实加强作风建设，强化责任担当。

二是从严执纪，筑牢纪律防线。紧盯重大节日，实现监督检查常态化、持续化。采取明查暗访、实地抽查、调阅账册等方式，开展作风效能专项督查，重点检查是否存在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宴请以及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加大执纪检查力度，以查促改，进一步强化工作作风，增强干部廉政意识，筑牢纪律防线。今年以来派驻纪检组共开展作风建设明查暗访22次。

三是强化问责，筑牢行为防线。严格执行述责述廉、廉政谈话、戒勉谈话、任前考廉等制度，建立“提醒交心、告诫诫勉”的约谈机制，强化问责，筑牢行为防线。派驻纪检组对企业反映市工商质监局特检中心职工工作态度等问题严格核查，函询1人次，就反映的问题向当事人了解情况，听取当事人的说明，对特检中心提出加强政风行风建设，提升服务水平建议。

二、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几点思考

调研采访中，基层普遍认为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明显，政商关系不断向健康、积极、和谐的方面发展。但也有民营企业家反映，对照“亲”“清”要求，出现“矫枉过正”现象，一些基层干部开始对企业“敬而远之”，不愿意往企业跑，怕说不清楚；也有干部坦言对政商关系“度”上把握“吃不准”导致“不敢为”，干脆舍“亲”取“清””。通过调研，笔者认为平衡“亲”“清”不失偏颇，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建立健全问题预警机制

搭建干部廉政信息系统平台，综合信访举报、纪律审查、监督检查和干部自身重大事项等大数据分析判研，根据具体情况设定预防或警示状态，监督关口前移，及时进行防范式、预警式提醒，实施动态监管，建立小错即纠、小过即问、动辄则咎的问题预警机制。加大监督力度，及时督促干部自查自纠，红脸出汗，实现“全方位”、“全天候”监督，让廉政信息系统驰而不息给干部上紧“清廉”的发条，提高监督的广度、深度、迅捷度和准确度。

(二)为干事担当的干部提供有效保护机制

厘清“为”与“不为”的界限，厘清失误与错误的界限，制定文件规范政商关系，细化政商交往的正当行为和负面清单。对因服务企业发展造成的过失、产生的影响，要客观公正看待、具体辩证分析；建立组织部门与纪检监察部门的沟通机制，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为服务企业、干事担当的干部提供有效保护，客观全面地评价、使用和保护干部，使其免受“恶意信访”侵害，让干部敢于掏真心、用真力、谋真招。

(三)实现政企良性互动

搭建政企沟通平台，各级工商联、商协会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引导企业家主动同各级党委政府多沟通、多交流，讲真话、谏诤言。探索建立企业对各级政府部门服务质量、工作作风的评议制度，把企业满意度作为实施奖惩的重要标准，把干部服务企业的情况纳入年度考核，听取企业家意见作为干部任职考察的重要环节。对懒政、怠政、庸政行为进行曝光和责任追究，对守廉洁、能干事、干成事的帮企干部给予嘉奖。实现政府与企业的良性互动，旗帜鲜明强化“亲商”导向，以平等规则引商，以贴心服务扶商，以诚信政务安商，真正做到政商“亲”上加“清”。

云南工业技师学院-戴老师：昨天观看《法治中国》，观后的一些感想进行了随笔记录。

今天看了中央电视台的法制节目《法治在线》，介绍的是成都市公安局成功破获3.16特大贩毒案的主要过程，看后颇有感触！国家公安部得知近期缅甸毒枭与一四川毒贩联系频繁，准备将一批海洛因运往成都，并且有意从境外聘请技术人员，在成都开设冰毒加工厂。从节目中的办案人员得知，以往都是过境或就地销售，而犯罪分子还准备开设毒品加工厂，可见案子的紧迫性。幕后操纵此事的四川毒贩外号“张大哥”，具体情况不详，可见案子难度之大。公安机关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对大毒枭“张大哥”的线索茫然之下，从破获大毒枭的马仔和一些女毒贩入手，逐渐使线索清晰，最后顺藤摸瓜式的抓获大毒枭“张大哥”，捣毁了毒品团伙，使得建立毒品工厂的恶劣行径最终不得逞。一个案子的破获，从长远看来，就是对中国整个巨大的法治进程，具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直接地看，本案的破获，不仅表现了我们公安干警与违法犯罪分子斗志斗勇的智慧才能，而且也对观众是一种警示。它向公众展示了公安机关对国家，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安全作出的突出贡献，必然增强人民对警察的信心和信任，爱戴与拥护。该案子的破获，通过过程和犯罪分子的下场生动地直接地让坏人望而却步，使观众引以为戒。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于每一个公民来说，不管谁触犯了法律，最终都逃不过法律的制裁。毒品具有危害性，不仅危害人的生命健康，也危害社会安定。毒品吸食不得，贩毒运毒更是滔天大罪，切毋作社会罪人！生命是宝贵的，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幸福，我们应该拒绝毒品，遵纪守法！

莫像节目中的犯罪分子，最终落个绝望下场！案子的告破，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的法治建设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民众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的普遍缺失。就比如，其中的一位贩毒女子的丈夫已经因为毒品的违法行径而蹲守监狱，而她却不知悔改，一些民众竟然如此愚昧混沌。这些例子令人内心沉重，使我们感到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教导公民遵纪守法实乃当务之急，而且时时刻刻不能放松。我们国家也许还存在更多象她这样愚昧的人们，正走在犯罪路上，急需挽救！作为一个公民，我们自己要时刻想到要遵纪守法，明辨是非；而我们也许还有更多的底层人民，更多普通老百姓需要法律阳光的普照，对于有关部门，我们的普法工作任务艰巨，有关法律工作人员任重道远啊！

3女孩落网，我们深思在抓获“张大哥”的过程中，引出了三个女孩子。最小19岁，最大22岁，都是阿坝藏族自治州财贸学校的毕业生，被一个老乡介绍认识了犯罪团伙中的一个女子。该女子说是能给她们找份好工作。而唐媚给她们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去云南贩运毒品，并且许诺一次就可以挣七、八千块钱，是她们平时打工两年的收入。节目一开始，就是一位穿着囚服的年轻女孩的哭诉忏悔，哽咽不断，哭鼻子抹眼泪的，说话几近模糊。看得出已经成为罪人的她面对记者和镜头很真实，毫无掩饰。且不论这三位女孩子所犯的具体是什么罪名，单从节目开始时候的这位女孩子的哭诉就可知，她们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她们所犯的罪行已经无法挽回。观众的同情归同情，惋惜遗憾也无济于事，因为法律是不相信眼泪的！不过，这三位女孩子的误入迷途引起了我的其他一些思考。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常常成为不法分子或者不法分子的目标，她们本身的问题出在哪？是什么原因使她们走上犯罪道路？如果说其他没有经过教育，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法律知识和道德规范教育的贩毒马仔和运毒女子，为了金钱，铤而走险，情有可源。可是，接受过教育，有着高知识高素质，起码能明辨是非的三位刚毕业的学生也踏入危害社会的领域，实在令人感叹于接受过教育的学生法律知识，法律意识的缺乏。

我想，不仅是因为蝇头小利的诱惑，寻找工作的紧迫，也不仅是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的缺失，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良好教育的缺失。而教育的失败导致三个学生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的缺失，可以说，除了家庭，社会的一些根源外，教育恰恰是导致三位女孩成为罪人的“罪人”之一。学校单一的应试教育导致学生涉世不深，对社会了解不清楚，思想单纯单一。恰恰使得心怀鬼胎的不法分子“看上眼”，并能很好对其欺骗引诱。不是学生，而是学校为不法分子提供有机可乘的机会。这个案子的告破可以说是给我们的学校和教育一个狠狠的巴掌！我们需要反思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学校应该加大学生的社会实践程度和了解社会的机会。学生只是在学校苦读诗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最终影响会他们更好的融入社会。

学校应该创造外部环境和条件，教给学生自我独立的明辨是非的标准，教会他们如何判断是非黑白曲直。重点工作在于，应该加大法律知识的普及，强化学生的法律意识。首要这样的条件具备，学生才有可能不会象上述三位女孩一样加入贩毒运毒的团伙中。而学校单一的应试教育模式的改变，不是一时能得以解决的，需要有关部门和社会，家庭的长期的配合和改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付诸努力思考和努力实践！

云南工业技师学院主页

来源：法制网

法制网北京12月7日讯，教育部今日发布《2016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指出,部分地方经费投入不足。大部分省份虽然建立了中等职业教育生均拨款标准,但存在标准不落地问题。

例如,部分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年生均财政拨款不足1万元,其中还有一些在4000元以下；各地经费投入差距很大；民办中等职业学校经费投入过低,在民办中等职业学校中,大部分除学生津贴以外几乎无财政拨款；部分国有企业举办的职业学校面临经费投入困难,也要引起重视。

《报告》显示,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规模居世界首位,为千万学生职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2015年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数近1657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总数的41%；国家建立了以免学费、国家助学金为主,学校和社会资助为辅的学生资助制度,让广大学生都有机会接受高中阶段教育并掌握就业发展技能。中等职业学校覆盖88.8%的县级行政区,在改善民生中发挥支撑作用。遍布县乡的中等职业学校为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撑,尤其是为偏远和欠发达地区解决乡村卫生、农村教育等事关民生的基层人才短缺问题。

 

部分学校师资问题是发展瓶颈。专任教师短缺,数量不足60人的学校占有一定的比例；部分专业点没有专任教师；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专任教师中专业教师比例偏低,“双师型”教师比例不足30%的学校占比54%；企业兼职教师数量不足,34.2%的中等职业学校兼职教师数很少。

云南的职业教育近年来发展较快，云南工业技师学院是1960年建立的一所国家公办技工院校，欢迎广大学子来我校参观就读！

2017年12月14日08:40  来源：《工人日报》

近年来，河北省泊头市持续加大对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目前已形成以市职教中心为龙头、3所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和6所短期技能培训机构为补充的职业教育网络，每年向企业输送近3000名职业教育人才。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云南的职业教育近年来发展较快，云南工业技师学院是1960年建立的一所国家公办技工院校，欢迎广大学子来我校参观就读！